陳立鵬、薛璐璐：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機理探析

【內容摘要】民族文化共情是指個體站在其他民族成員所屬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與感受其他民族成員想法并與其他民族成員產生共同的認知反應、情緒體驗和行為傾向的心理過程。認知、情感和行為是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維邏輯框架。認知維度，培育積極群際態(tài)度、提高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情感維度，增強群際信任、提升跨民族友誼自我效能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行為維度，加強合作行為、促進利他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诖?，從民族文化共情視角出發(f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構建民族文化共情場域；強化共情話語實踐，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推進調查研究與民族社會化，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認知。

【關鍵詞】共情；民族文化共情；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認同

【作者簡介】陳立鵬，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副院長，喀什大學客座教授；薛璐璐，女，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編發(fā)時略有刪節(jié)調整，注釋從略。

正文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弊源?，“石榴籽”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象隱喻。做好民族工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搞好民族團結，最管用的是爭取人心。研究表明，各民族成員間的共情是建立情感關系和增進共同身份認同、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重要心理路徑，有助于實現(xiàn)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的美好愿景。我國疆域遼闊、民族分布廣泛，各民族在地理環(huán)境、歷史背景、生活習俗等方面呈現(xiàn)出顯著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各民族成員間的共情并非天然性存在，而是需要經(jīng)歷從認識各民族文化到理解各民族文化的周期性過程，進而實現(xiàn)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際效應。以往關于共情的研究未能以民族文化為切入點，充分關注各民族成員在民族文化層面上的理解與認同。因此，本文將共情置于民族文化框架提出民族文化共情概念，揭示以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邏輯機理，闡釋民族文化共情視角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進路，有利于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研究與實踐進程的深度與廣度。

一、何為民族文化共情

（一）民族文化共情的提出背景

共情這一概念源于希臘詞empatheia，意指“情感或情感狀態(tài)”。德國美學研究者將其譯為einfühlung，意指人們自發(fā)地將真實心理感受投射到所察覺的人或事物上。1909年，鐵欽納（Titchener）將einfühlung譯為英文empathy，定義為感覺自己進入到別的物體之中的過程。自此，學界對共情展開大量研究，證實其對提升個體道德水平、親社會行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隨著全球化推進，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共情更具挑戰(zhàn)性和迫切性，文化共情逐步成為研究熱點。雷德利（Ridley）等研究者首先提出“文化共情”概念，即理解和體驗不同文化成員感受和想法的能力。我國學者也在這一框架下證實文化共情在跨文化傳播及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文化共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如探究文化共情如何消弭不同文化間的認知差異，或關注文化共情在推動國際互助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對同一國家內不同民族（種族）間共情的理論研究。有鑒于此，西方研究者基于文化共情提出“種族文化共情”，專指個體理解和感受其他種族或文化背景成員的能力，并強調種族文化共情在促進種族關系中的重要價值。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構成，增進各民族成員對彼此的歷史文化背景、民族風俗習慣等的感受與了解，有助于實現(xiàn)各民族成員間的認知同頻、情感聯(lián)結和行動協(xié)同，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盡管西方“種族”概念與我國“民族”概念存在本質差異，“種族文化共情”在我國民族問題的研究語境中并不完全適用，但其研究思路對我國民族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故本文特提出“民族文化共情”概念，旨在闡釋各民族成員基于民族文化所產生的共情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價值。

（二）民族文化共情的概念內涵

民族文化共情是指個體站在其他民族成員所屬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與感受其他民族成員想法，并與其他民族成員產生共同的認知反應、情緒體驗和行為傾向的心理過程。民族文化共情的產生包括兩個關鍵階段：（1）激活階段，個體在意識到需要面對或想象其他民族成員的情緒與處境時，“站在其他民族成員所屬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與感受其他民族成員想法”的系統(tǒng)被激活。（2）評估階段。個體感受到自己因其他民族成員的情緒或處境，產生與其他民族成員共同的想法，從而根據(jù)認知經(jīng)驗對當下產生的想法進行評估。若評估結果為不合理，即自身認知經(jīng)驗中缺少對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認為當前與其他民族成員產生的共同想法不合理，民族文化共情將不會產生。若評估結果為合理，即自身認知經(jīng)驗中對其他民族文化有所了解，認為當前與其他民族成員產生的共同想法合理，民族文化共情將會產生。尤為關鍵的是，一旦個體建立起民族文化共情，這種經(jīng)驗將內化于個體的經(jīng)驗系統(tǒng)之中，從而降低未來民族文化共情認知激活階段的閾限，使個體更易于在類似情境下產生共情。

同時，“民族文化”這一術語在共情者與被共情者之間建立了一個規(guī)范，使得民族文化共情有別于一般共情。其一，共情者對被共情者所屬民族文化的了解與認識是民族文化共情產生的前提；其二，共情者在理解與感受被共情者想法時，能否超越自身民族文化認知，站在被共情者的民族文化視角看待問題是民族文化共情產生的關鍵；其三，共情者與被共情者的接觸與交流是民族文化共情得以持續(xù)的保障，即民族文化共情不僅依賴于理論知識，還需要一定的實踐經(jīng)驗。

（三）民族文化共情的理論特質

民族文化共情具有獨特的理論特質，在歷史性與現(xiàn)實性、共同性與差異性、連續(xù)性和創(chuàng)新性的統(tǒng)一中得以全方位呈現(xiàn)。

1.歷史性與現(xiàn)實性相統(tǒng)一。民族文化共情根植于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發(fā)展于中華民族的復興征程。歷史底蘊與現(xiàn)實追求的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了民族文化共情的生長基礎。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歷史產物。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各民族成員在經(jīng)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等方面共同發(fā)展與應對挑戰(zhàn)，逐漸體會彼此間文化的獨特韻味與深遠價值，孕育出對多元文化的深切尊重與深刻理解，形成各民族共同開拓遼闊的疆域、共同締造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悠久的歷史、共同創(chuàng)造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的精神之“五個共同”的集體實踐與集體共識。這一歷史傳承的內在邏輯，作為集體潛意識，指導著當前各民族成員的道德選擇和行為規(guī)范，為民族文化共情提供了明確的價值準則。例如，北魏孝文帝積極推廣中原禮制，又兼容北土舊俗，使得中原地區(qū)開始盛行“上衣下褲”、胡衣胡帽等服飾風格，而少數(shù)民族也開始學習漢族的禮儀和習俗。這種各民族間在文化習俗方面的深度融合與相互理解，是民族文化共情生動的歷史體現(xiàn)。

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然現(xiàn)實需求。從國內層面來看，民族文化共情既有助于促進不同民族間的和諧共處，緩解社會內部潛在沖突。同時也有利于促進各民族優(yōu)秀文化得以交流融合，進而增強中華文化的整體性和包容性，不斷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堅實的精神和文化基礎。從國際視野來看，民族文化共情是凝聚中華全體成員力量，共同應對外部挑戰(zhàn)和考驗的情感內核。同時，民族文化共情也能夠促進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對話與合作，增強國際間信任，從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廣闊的國際舞臺和有力的國際支持。

2.共同性與差異性相統(tǒng)一?！拌T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這一理念決定了民族文化共情需以共同性與差異性的相輔相成為基本內核。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首先應突出共同性，共同性是各民族成員產生民族文化共情的主線。依據(jù)認同理論，民族文化共情不僅僅是對其他民族文化簡單理解與認知的過程，而是在各民族相互理解與情感共鳴的基礎上認識到各民族文化之間、各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的緊密交織與相互依存，進而實現(xiàn)從“理解他們”到“成為我們”的深刻轉變。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各民族成員的文化身份經(jīng)歷了重構與融合，加深探索并欣賞中華文化所蘊含的共性價值與共同記憶，實現(xiàn)了民族文化共情共同性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共同性和差異性是辯證統(tǒng)一的，共同性是使差異性得以生長的根基，差異性是使共同性得以發(fā)展的動力。因此，民族文化共情還具有差異性特質，差異性是各民族成員生成民族文化共情的驅力。例如，受到地理環(huán)境、社會結構等方面的影響，不同民族在節(jié)慶、婚喪嫁娶、飲食、禮儀等方面的習俗千差萬別。民族文化共情可以使各民族成員超越自身民族文化界限，在堅守自身文化認同的同時，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tài)去理解和接納其他民族文化的獨特之處。這種“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的雙重構建，不僅有效地維護了文化多樣性的客觀存在，更為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增強與拓展提供了豐富的滋養(yǎng)。

3.連續(xù)性與創(chuàng)新性相統(tǒng)一。民族文化共情是一個隨時代演進、動態(tài)發(fā)展的系統(tǒng)結構，其緊密契合中華文明脈絡，不斷融匯時代發(fā)展新意，展示出連續(xù)性與創(chuàng)新性并重的本質特征。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具有顯著的連續(xù)性，跨越時空地引發(fā)著各民族成員的情感共鳴。從古至今，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生生不息、繁衍壯大，過去的生產生活實踐被鐫刻成連綿不絕的歷史故事、英雄傳說、歌謠民俗等。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更是民族文化共情的重要載體，有力地增強了各民族成員之間的情感紐帶。例如，民族共享節(jié)日是歷史上各民族社會發(fā)展和文化交流的結果，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平臺、文化認同的載體和交往互動的助力，為各民族間彼此理解、接受和認同提供了連續(xù)性的歷史文化場域。另一方面，中華文明突出的創(chuàng)新性，深刻揭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和價值內涵。因此，隨著科學技術發(fā)展、生態(tài)環(huán)境嬗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深等影響因素的變化，民族文化共情被賦予了創(chuàng)新性的時代使命。民族文化共情的內容不斷吸收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guī)范，彰顯了歷史與現(xiàn)代相結合的創(chuàng)新特色。例如，傳統(tǒng)音樂與現(xiàn)代音樂的融合，傳統(tǒng)服飾與現(xiàn)代設計的結合，生動地體現(xiàn)了民族文化共情內容的創(chuàng)新性。同時，得益于當代數(shù)字技術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飛速發(fā)展，民族文化得以通過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在線展覽等數(shù)字化手段更廣泛地傳播和共享，實現(xiàn)了民族文化共情載體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二、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邏輯理路

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邏輯機理涵蓋認知、情感、行為三個維度。在認知層面，通過培育積極群際態(tài)度、提高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情感層面，通過增強群際信任、提高跨民族友誼自我效能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行為層面，通過加強合作行為、促進利他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知之維

1.培育積極群際態(tài)度。群際態(tài)度是個體對于某一群體喜歡亦或不喜歡的感知。積極群際態(tài)度對維護族際團結、消除族際威脅具有重要作用，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認知機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過培育積極群際態(tài)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根據(jù)社會認知理論，由于人類理性認知的局限性，個體在面對不同群體時，往往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產生消極群際態(tài)度。通過深入了解其他群體成員的文化，充分感受并理解其他群體成員的思維方式，能有效修復認知偏差，形成積極群際態(tài)度。一般而言，群際態(tài)度分為內隱群際態(tài)度和外顯群際態(tài)度。內隱群際態(tài)度是個體對特定群體的無意識反應，受個體過去經(jīng)驗和內在認知的影響。有關民族文化共情的干預研究表明，相比未接受過民族文化共情干預的個體，接受過干預的個體能夠將理解和包容其他民族文化的經(jīng)驗轉化為自身的一種自動化反應，從而表現(xiàn)出積極的內隱群際態(tài)度。面孔評價實驗研究也發(fā)現(xiàn)，民族文化共情水平的高低會影響個體對外群體的內隱態(tài)度。個體民族文化共情水平越高，其對外群體面孔的評價與內群體面孔的評價越趨同。外顯群際態(tài)度是人們意識到并能夠通過自我反思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度，它與個人的直接經(jīng)驗和即時感受緊密相關。在群際互動中，民族文化共情水平高的個體，能夠根據(jù)當前的群際互動情景和情感體驗，形成積極外顯群際態(tài)度，對拉近群際關系、促進群際和諧具有重要作用。

2.提升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指人們對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號、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的響應和確認。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對促進族際和睦、減少族際沖突具有關鍵影響，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認知機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過提升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民族文化共情對文化認同的影響體現(xiàn)在對中華文化認同和對各民族文化認同兩方面。一方面，增進共同性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方向。民族文化共情能夠擴展個體對民族文化的審美體驗，通過深入感受與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得以喚醒個體自身認知系統(tǒng)中潛藏的共同性記憶，即集體記憶。鑒于集體記憶與中華文化的耦合性關聯(lián)，當個體與其他民族文化群體建立起基于集體記憶的認同紐帶時，雙方彼此的文化認同將轉化為對共同上位群體文化即中華文化的認同，由此各民族成員在共生共存的環(huán)境下，由共情生發(fā)出共同性認知。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有助于激發(fā)個體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探索與想象。在這一過程中，個體通過理解與感受，建立起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厚聯(lián)系，這有利于個體以更加客觀、包容的態(tài)度看待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從而提高對其他民族文化的認同。

（二）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之維

1.增強群際信任。群際信任指人們在群際互動中對其他群體成員的行為或意向做積極預期，且愿意承受相應風險。群際信任對降低族際隔閡、加強族際合作具有重要作用，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機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過增強群際信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的群際信任展現(xiàn)出一種獨特的差序格局，個體往往對自己了解或親近的群體成員表現(xiàn)出更高水平的信任，而對陌生或疏遠的群體成員信任水平較低。然而，共情能夠打破群際信任的圈層禁錮，減少信任差異。當與其他群體成員達成情感共鳴時，人們能夠跨越社會距離造成的認知偏向，更加客觀、公正地評估其他群體的可靠程度，從而建立起高水平信任。因此，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進程中，民族文化共情對群際信任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民族文化共情通過切換共情者的角色立場，將共情者置身于被共情者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感受與理解被共情者的心理狀態(tài)，不僅有助于消除因空間距離而產生的刻板印象，更能有效增進不同民族間的相互尊重與理解，進而顯著增強群際信任。

2.提升跨民族友誼自我效能感?？缑褡逵颜x自我效能感指一個人能夠成功地形成并維持跨民族友誼的積極信念，對促進族際接觸意愿、提升族際友誼具有重要作用，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機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過提升跨民族友誼自我效能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缑褡逵颜x自我效能感理論認為，生理狀態(tài)和交往經(jīng)歷是形成跨民族友誼自我效能感的關鍵因素。對于民族文化共情水平高的個體，憑借其對其他民族成員的了解與認知，他們能夠更為準確地把握其他民族成員的行為模式和情感反應，在群際交往中呈現(xiàn)積極的群際態(tài)度和較低的群際焦慮，這種穩(wěn)定的生理狀態(tài)有助于幫助其提高跨民族友誼效能感。同時，有研究發(fā)現(xiàn)，相比于沒有參與民族文化共情培訓的個體而言，參與民族文化共情培訓的經(jīng)歷使個體豐富了與其他民族成員的積極交往經(jīng)歷，使其在跨民族交往中擁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從而提高跨民族友誼數(shù)量和質量。

（三）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為之維

1.加強合作行為。合作行為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體相互配合，以達到同一目的的行為。各民族間的合作行為對促進族際關系、凝聚族際共識具有重要作用，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為機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過加強合作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從合作行為的心理機制來看，共情是促進合作行為的驅動力。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例，國家與國家間的共情有助于增強不同國家間的共同價值認同，從而促成互利共贏、共建共治、共享共美的國際合作行為。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中，民族文化共情所呈現(xiàn)出的包容性價值觀與族際合作治理的邏輯指向不謀而合。具備較高民族文化共情水平的個體能夠更好地適應多元文化環(huán)境，尊重并欣賞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強烈認同感。根據(jù)目標擴大假說，這種認同感不僅表現(xiàn)在認知和情感層面，更是做出某種積極行為的導向和動力。因此，當個體基于民族文化共情對某一民族產生認同感時，往往會形成與其合作的行為預期，從而增加合作行為發(fā)生的可能性。

2.促進利他行為。利他行為是指對他人有好處且沒有明顯自私動機的自覺自愿行為。利他行為對提高族際認同、促進族際和諧具有重要作用，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為機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過促進利他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情—利他假說認為，當個體能夠設身處地地從他人的角度出發(fā)，去深刻體會并理解他人的需求與感受，產生與對方情緒狀態(tài)相契合的情感反應時，利他行為將會產生。相較于那些共情水平較低的個體，共情水平較高的個體在面臨慈善捐贈、義務勞動等選擇時，往往表現(xiàn)出更為積極的參與意愿與行動?；诖?，民族文化共情有利于個體理解其他民族成員的想法與感受，準確把握其他民族成員的需求。根據(jù)共情的社會期許效應，當個體意識到其他民族成員的需求與困境時，受到社會道德規(guī)范和價值觀的引導，往往會產生更強烈的利他行為動機，做出更多的利他行為。

三、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現(xiàn)路徑

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在對民族文化共情概念內涵理解的基礎上，以民族文化共情的發(fā)生場域及發(fā)生階段為切入點，構建以民族文化共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整合理論模型（見圖1），從而強化各民族成員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體而言，應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構建民族文化共情場域；強化共情話語實踐，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推進調查研究與民族社會化，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認知。

（一）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構建民族文化共情場域

民族文化共情產生的條件是共情者與被共情者的接觸與交流，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構建民族文化共情場域，是助推民族文化共情激活與評價階段反應的關鍵?；诖耍瑧獜臋M向上鼓勵各民族人口流動，從縱向上推進民族互嵌式社區(qū)建設。

1.橫向向度：鼓勵各民族人口流動。人口流動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力源泉，可以有效擴大不同民族之間的社會交往范圍與對象。根據(jù)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我國流動人口規(guī)模達3.76億人，少數(shù)民族和漢族人口雙向流動趨勢明顯，使“鄉(xiāng)土中國”變成了“流動的中國”。基于民族文化共情產生的條件，“流動的中國”增加了各民族間相互接觸的機會，使民族文化共情的橫向場域得到擴展。從時間維度審視，人口流動可分為長期流動與短期流動兩種類型。長期流動指離開戶籍地半年及以上的非戶籍遷移行為，如外地就業(yè)、求學等，代表一種深層次的社會融入過程。而短期流動，如出差、旅游、探親等不涉及常住地變化的人口流動行為，更多地體現(xiàn)了文化體驗與交流的即時性。對于長期流動人口而言，心理融入是其融入新環(huán)境的終極目標。只有當流動人口在生活習慣、價值觀念、文化風俗等方面實現(xiàn)與流入地民眾的深度理解與內化，才能真正達到心理融入。為此，應從加強流動人口的法律制度保障、優(yōu)化流入地的基礎公共服務建設、搭建流動人口社會支持網(wǎng)絡、建立健全流入地多民族文化交流機制等多方面入手，以增強流動人口的歸屬感，進而構建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民眾共生共榮的民族文化共情場域。對于短期流動人口，由于其流動性質的短暫性，積極流動體驗成為他們與流入地民眾產生價值互換、情感共鳴的關鍵。根據(jù)首因效應或近因效應，初次或近期的接觸體驗往往對人們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應注重營造流入地的文化氛圍、著力開發(fā)旅游文化資源、鼓勵流入地民眾提供文化咨詢志愿服務，以強化短期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認同感，從而拓寬民族文化共情場域。

2.縱向向度：推進民族互嵌式社區(qū)建設。民族互嵌式社區(qū)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形式，不同于民族“混居”“雜居”“合居”，民族互嵌式社區(qū)是建立在以情感為紐帶、具有強烈認同取向上的社會共同體。推進民族互嵌式社區(qū)建設，有利于實現(xiàn)各民族間的“心理互融”和“情感共融”，對深化民族文化共情縱向場域具有重要作用。

推進民族互嵌式社區(qū)建設，應兼顧宏觀戰(zhàn)略布局和微觀主體需求兩維度。一方面，遵循國家治理邏輯，自上而下保障民族互嵌式社區(qū)有序建設。“國家在場”為民族互嵌式社區(qū)建設提供了強大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有利于逐步實現(xiàn)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jīng)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使深化民族文化共情場域上升為國家主張。因此，從國家層面推進民族互嵌式社區(qū)建設，應從多個方面作出努力。如在空間布局上，注重優(yōu)化居住格局，完善公共設施；在文化交流上，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民族共同價值觀；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上，鼓勵多元經(jīng)濟，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在社會治理上，健全社區(qū)治理機制，加強社區(qū)組織和居民自治建設；在心理認同上，注重宣傳教育以縮短心理距離，增進心理認同。另一方面，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自下而上激活民族互嵌式社區(qū)內生動力。民族互嵌式社區(qū)成功構建起不同民族居民共享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在這個網(wǎng)絡中，各民族居民主動塑造“社區(qū)共同體意識”，有利于激活個體內在的民族文化共情動力。因此，應積極借鑒“楓橋經(jīng)驗”，通過“依靠群眾、發(fā)動群眾”的方式，強化民族互嵌式社區(qū)中多元主體參與的重要性，進而塑造社區(qū)居民的本位意識。例如，建立“聽民意、采民策”的決策機制，提高社區(qū)居民參與感、鼓勵社區(qū)居民自行組織民族文化交流活動，提升社區(qū)居民自主感等措施，使社區(qū)居民在互嵌式社區(qū)的空間下，將民族文化共情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強化共情話語實踐，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

民族文化共情的激活階段需要個體站在其他民族成員所屬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與感受其他民族成員想法，這一過程與社會氛圍密切相關。強化共情話語實踐，有利于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降低民族文化共情激活閾限。應在政策話語中重視共情的內容生成與效果反饋，在宣傳話語中創(chuàng)新共情的宣傳內容與宣傳形式。

1.政策話語：重視共情的內容生成與效果反饋。政策的有效推行與實施，依賴于政策主體和客體間的互動與共識。共情話語實踐強調在語言交流中深切地理解與關心其他成員的情感、思維方式和生存境遇，運用語言技巧展示對其他成員的關懷與理解，以推動互動雙方的深入溝通與交流。在多民族國家中，將民族文化共情話語實踐融入政策之中，有利于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政策的共情話語實踐包括共情內容生成與共情效果反饋兩方面。從共情內容生成來看，政策內容與民眾認知的深度融合，不僅有助于民眾更加精準地解讀國家政策，更能讓他們深刻體會政策導向下的社會氛圍，從而引導他們的行為與政策目標相契合。為此，在政策話語的內容表達中，應多運用民族文化共情元素，激發(fā)民眾對政策話語中共同價值的感知，從而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以我國民族政策為例，諸如“中華民族大家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民族團結進步之花”，“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等隱喻表達，為促進各民族間的相互理解與認同提供了堅強話語基礎。從共情效果反饋來看，準確且及時地評估政策話語中的共情實踐效果，既是推動政策話語共情實踐以培育民族文化共情氛圍的風向標，更是提升政策效能、增強人民主體性的關鍵。因此，應將民族文化共情的政策實踐納入政策評估監(jiān)測體系。一方面，要評估“政策目標的實現(xiàn)程度及影響力”，通過量化指標和實際效果來衡量政策是否在促進各民族相互理解與認識方面發(fā)揮作用。另一方面，要關注“民眾對政策的知曉度和滿意度”，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了解民眾對政策的認知與感受，從而判斷政策是否真正貼近民眾共同價值訴求與情感歸屬。

2.宣傳話語：創(chuàng)新共情的宣傳內容與宣傳形式。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核心理念指引下，社會治理的邏輯正經(jīng)歷著顯著的情感轉向。共情作為傳播介質，對于滿足社會治理中的情感需求、凝聚社會共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宣傳話語中注入共情理念，通過共享情感加深各民族成員的心理聯(lián)結，有利于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宣傳話語的共情實踐涵蓋宣傳內容和宣傳形式兩維度。在宣傳內容上，以“共”為導向，形成以共同記憶聯(lián)結為內涵，以共享情感敘事為抓手的宣傳內容。共同記憶具有關系建構的功能，能在不同群體間建立起共同、共享、共建的身份。通過情感化的敘事將受眾“傳輸”到共同記憶之中，有助于實現(xiàn)受眾從“旁觀者”向“主人公”的轉變，不僅有利于增強其對宣傳內容的共鳴與認同，更依托臨場體驗的真實性，激發(fā)群體向心力與歸屬感。為此，應深入挖掘共同記憶（如中華民族歷史事件、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華文化符號象征等），借助情感敘事（如常人視角、擬人化手段等）以豐富宣傳內容。例如，中華文化符號凝煉與承載著國家和各民族的文化表征，能夠更直接地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在此基礎上結合敘事渲染可促成各民族成員的情感共鳴，從而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在宣傳形式上，以“多”為導向，構建以多模態(tài)樣式、多主體協(xié)同為框架的宣傳形式。多模態(tài)宣傳是一種利用多種信息呈現(xiàn)方式（如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來傳達信息、增強宣傳效果的策略，有利于增強受眾接受信息的現(xiàn)場感、立體感。應充分創(chuàng)新宣傳形式的多模態(tài)樣式，提高受眾人群的參與感、沉浸感、體驗感。例如，通過生動形象的圖像和視頻展示各民族的景觀、習俗、傳統(tǒng)節(jié)日等，綜合運用動作捕捉攝影技術及算法建模技術打造虛擬場景，讓受眾直觀地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有利于營造民族文化氛圍。同時，多主體宣傳通過構建政府、企業(yè)、媒體、個人等多元共情的生態(tài)矩陣，有利于凝聚多方智識和力量以達成情感共鳴的宣傳效果。在營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圍過程中，應充分發(fā)揮多主體優(yōu)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宣傳工作的深入開展。具體而言，政府應發(fā)揮引領和監(jiān)管作用，確保宣傳活動的正確方向；企業(yè)應結合自身特色，創(chuàng)新宣傳方式，提升品牌影響力；媒體應發(fā)揮傳播優(yōu)勢，拓寬宣傳渠道，增強信息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個人則應積極參與，通過自身的行動和分享，為宣傳工作注入更多活力和創(chuàng)意。

（三）推進調查研究與民族社會化，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認知

民族文化共情的評估階段需要個體根據(jù)認知經(jīng)驗對當下產生的想法進行評估，這一過程與個體對其他民族文化的認知相關。推進調查研究與民族社會化，有利于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認知，提高民族文化共情評估效能。應在研究層面大力開展民族文化調查研究，在教育層面促進民族社會化協(xié)同傳遞。

1.在研究層面大力開展民族文化調查研究。民族文化調查研究搜集、整理中華文化及各民族文化資料，實質上是民族共同體精神形態(tài)的再生產，既有利于豐富人們對中華文化的整體認知，更有利于人們對各民族文化歷史淵源、發(fā)展脈絡及獨特價值的了解，從而深化民族文化共情的認知內涵。民族文化調查研究應從制度建設、機構建設、隊伍建設及研究實踐四個方面著手。第一，完善民族文化調查研究制度保障和監(jiān)督機制，確保調查研究工作的有效性。如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guī)或規(guī)章，為民族文化調查研究的制度建設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建立監(jiān)管機制，對調查研究過程進行監(jiān)督和評估，確保制度的有效執(zhí)行。第二，建立民族文化調查研究機構，明確民族文化調查研究的目的、內容、方法和流程，合理配置資源，增強調查研究工作的系統(tǒng)性。如成立民族文化調查研究中心、設立民族文化調查專項資金、建立各地區(qū)民族文化資源共享平臺等。第三，加強民族文化調查研究隊伍建設，提升研究人員的專業(yè)素質和業(yè)務能力，提高調查研究的專業(yè)性。如加強培訓、學術交流與合作，鼓勵研究人員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建立跨學科合作平臺等。第四，注重民族文化調查研究的實踐，為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fā)展提供實踐指導，增進調查研究的應用性。如定期發(fā)布民族文化調查研究報告，向社會公眾普及民族文化知識、將調查研究結果應用于當?shù)匚幕c旅游事業(yè)，擴大調查研究的輻射力等。  

2.在教育層面促進民族社會化協(xié)同傳遞。民族社會化最先指少數(shù)民族家庭在養(yǎng)育過程中，通過多種方式向孩子傳遞民族特征信息的過程，是個體產生民族文化共情的認知起點。而隨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加，學校及社會中的民族社會化也逐漸受到重視。因此，促進民族社會化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三個層面的協(xié)同傳遞，實現(xiàn)家校社的教育合力，有利于深化個體對民族文化共情的認知內涵。首先，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基礎，應承擔起民族社會化的啟蒙責任。家長應向子女傳遞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重視日常生活中的積極民族社會化傳遞，增加子女接觸民族文化共情認知信息的可能。例如，分享與民族文化有關的故事、帶領子女參觀博物館等文化設施、鼓勵子女參加民族文化活動等。其次，學校教育連接著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學?？梢酝ㄟ^開展多樣化的活動，如民族文化展覽、民族音樂會等，增加學生接觸和體驗民族文化的機會。此外，學校還應加強與家長的溝通與合作，通過家長會、校園開放日等形式，讓家長深入了解學校在民族社會化方面開展的活動，并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共同提升學生對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與認識。最后，社會教育作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有力補充，應發(fā)揮其整合作用。政府或社區(qū)可與學校、家庭合作，如共同舉辦民族文化藝術節(jié)、民族文化夏令營等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與來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們交流互動，從而更深入地了解和體驗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豐富與民族文化共情相關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