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胡美術：作為中國邊疆學構成的民族學邊疆研究及其知識生產

【內容摘要】在現代主權國家視域下，邊疆既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屏障，又是聯結周邊國家與世界的橋梁。在新時代的國家戰(zhàn)略格局中，作為中國邊疆學構成的民族學邊疆研究聚焦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維護國家安全三大議題，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及其中國化、時代化成果為指導，植根于中華文明、中國邊疆治理的歷史經驗和中國邊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社會事實，運用田野調查等研究方法，建構關于邊疆人群及其社會文化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簡介】何明，云南大學東陸學者特聘教授，西南聯合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胡美術，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該文原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原文編發(fā)時略有刪節(jié)調整，注釋從略，引用請參照原文。

正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大任務；2022年4月25日視察中國人民大學時明確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為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指明了方向。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邊疆學的構建正逢其時”，長期致力于邊疆研究的專家們紛紛行動起來，推動中國邊疆學學科建設。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提出建構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倡議。那么，作為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有機組成部分的民族學邊疆研究在其中的位置是什么？其知識生產主題、資源來源和基本方法是什么？本文擬對此作一論說。

一、民族學的邊疆研究：中國邊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邊疆學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學科？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我國學界就開始致力于邊政學、邊疆學學科的討論與建構。吳文藻論說“邊政學”時就認為其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由多學科的集合：“欲使邊政學發(fā)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端非專從邊政學本身著想，可以竣事；必須設法與相關的學科，密切聯系，始克有成……在理論社會科學方面與邊政學關系最深者，首推人類學、社會學及政治學；其次，則為經濟學、法學及教育學，又其次，則為史學、地理學以及其他有關國防科學。欲使邊政學的觀點正確，方法縝密。非如此不足以建立邊政學的學術基礎?！苯陙恚辔恢吔芯繉＜覍χ袊吔畬W的研究對象、學科定位和功能進行論證時，也一致認為中國邊疆學屬于交叉學科。馬大正認為：“中國邊疆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僅包括傳統的歷史學、地理學，還因為考古學、政治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語言學、心理學以及某些技術學科的介入，使中國邊疆學不僅成為一門學科群體，而且又是一門交叉學科、邊緣學科?！毙蠌V程明確指出：“中國邊疆學不是一個單一學科，而是融合度很高和交叉性十分明顯的學科，是一個典型的交叉學科。”中國邊疆學由多個學科交叉集合而成，而多個學科之所以匯集于中國邊疆學的大旗之下，主要在于它們也以中國邊疆為研究對象。馬大正認為：“中國邊疆學的定位與功能，即中國邊疆學是一門研究中國邊疆形成、發(fā)展規(guī)律的多學科交叉的邊緣學科，是一門極具中國特色的新興學科；中國邊疆學的基本功能可以歸納為文化積累功能和咨政育民功能兩大方面，具體來說，又可以分解為描述功能、解釋功能、預測功能、教育功能?！北姸鄬W科因研究中國邊疆而成為中國邊疆學的組成部分，分別運用各自學科的學科理念、學術范式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國邊疆，從不同學科的視角生產關于中國邊疆的知識。

邊疆是混合了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的特殊空間，承載著歷史與現實交織、事實與價值混融的綜合性社會現象，需要有研究對象不同、學術范式各異、研究方法有別的相關學科共同參與研究。馬大正說：“由于中國邊疆這一特定研究對象的多維性、復雜性，中國邊疆研究體系中包括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二元性結構，僅僅歷史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下邊疆問題研究的全部，因此，中國邊疆學研究需要集納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諸學科間互通、交融和集約成為必要，中國邊疆跨學科研究的大量實踐，為中國邊疆學的構筑提供了有益經驗?！毙蠌V程指出：“研究中國邊疆學問題應在研究方法方面尋求突破，應運用多學科來解決中國邊疆安全、穩(wěn)定和發(fā)展與周邊國際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問題。拓寬領域，完善理論，注重研究內容的綜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性。著力解決歷史上的疑點問題、現實中的熱點問題、理論上的難點問題。在充分吸收國內外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努力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因此，要善于把歷史與現實、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有機結合起來，運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多種學科的理論、方法，深化中國邊疆研究的學科發(fā)展?！崩畲簖埖谋硎鼍哂懈鞔_的指向性，他說：“我完全同意在現有的歷史學的大框架下謀求中國邊疆研究所的發(fā)展壯大，但我們也要嘗試著在具體研究中突破歷史學的束縛，一方面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要整合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在諸如研究生培養(yǎng)、研究隊伍的整合等方面突出多學科綜合的特點，為最終形成以‘中國邊疆’為研究對象的中國邊疆學‘三大體系’、穩(wěn)定的研究隊伍而做準備。”學界基本達成的共識是，中國邊疆學需要不同學科從不同側面、不同視角研究邊疆，構建完整的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民族學的邊疆研究，是構成中國邊疆學的學科群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民族學的邊疆研究能夠為中國邊疆學貢獻什么知識呢？

首先是人群知識，即邊疆的民族、族群及亞群體知識。邊疆并非只是地理的存在、物的存在和制度的存在，更是人的存在。正是人與人的交往與互動，填充了邊疆這一特殊空間，使之從物理空間轉化為社會空間，賦予了政治、社會等功能和文化意義。中國邊疆學的知識體系，不能“只見物不見人”，生活在邊疆的人群的知識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多民族國家，邊疆大都是少數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區(qū)。作為國家之間的地理交接地帶，生活在邊疆地區(qū)的民族或族群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分布著眾多跨境民族，在我國邊境地區(qū)，居住著30多個跨境民族；另一方面是居住著眾多跨國移民。由于地理空間接壤或相近，邊境地區(qū)跨國流動頻繁。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從周邊國家進入我國務工、經商以及與我國居民結婚的外籍人口不斷增長。作為以民族、族群、亞群體及其社會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民族學的邊疆研究聚焦于生活在邊疆地區(qū)的人群（特別是跨境民族和跨國移民），生產有關邊疆民族、族群、亞群體及其社會文化的知識。

其次是“一手”數據。民族學的知識生產主要運用田野工作方法，要求研究者置身于研究對象的生活環(huán)境之中，進行較長時間的參與性觀察、深度訪談和共情性理解，獲得關于研究對象社會生活的第一手材料。以此為基礎撰寫民族志，呈現研究對象的生活和行為，運用歸納邏輯進行分析和概化，闡發(fā)蘊含于日常之中的脈絡和意義。因此，民族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和依據是研究者自己實地調查獲得的經驗證據，即“一手”信息和數據。

最后是“主位”視角。民族學強調，在田野工作中，不能僅僅從“客位”的角度，即文化外來觀察者的視角理解研究對象的社會文化，也不能完全以學者的標準對研究對象的行為及其因果關系進行解釋，需要盡可能從“主位”的角度即研究對象的立場去理解其社會文化。重視研究對象的態(tài)度和立場，聽取他們對自己所處的社會文化及其中的行為和事件的解釋與評論，掌握其知識體系和分類系統，清楚他們使用的概念、話語及其意義，并盡量像本地人那樣去思考和行動，甚至以報道人或其他研究對象群體成員在文化描述和分析中所使用的范疇為最終判斷。

民族學通過田野調查獲得“一手”數據并關注“主位”視角生產關于人群及其社會文化的知識，是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同時也是參與中國邊疆研究的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

二、新時代民族學中國邊疆知識生產的核心議題設置

中國社會科學的核心議題設置，取決于研究對象的特征和國家戰(zhàn)略。民族學的中國邊疆知識生產應該設置哪些核心議題呢？

邊疆的社會空間有哪些特征呢？首先，邊疆具有阻隔與聯通的雙重屬性。齊美爾在論述交往中的分離與聯系時分別運用“橋”與“門”兩個形象的語詞表述，“門”指聯系中的分離，“橋”指分離中的聯系?！伴T”為房屋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之間的活動“擋板”，既有分離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功能和意義，又存有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相連接的可能性。從邊疆學的視角來看，“門”與“橋”是邊疆基本屬性最貼切的隱喻。國界框定了國家主權的空間范圍，阻隔著國界外的軍事入侵和未經允許的人、物、信息、活動等非安全因素的進入，從而使邊疆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橋頭堡”。與此同時，邊疆還履行著連接相鄰國家的作用，成為跨國人員流動、商品交換、文化交流的橋梁。這種阻隔與聯通的張力始終是邊疆的基本事實，也就成為國家必須面臨和平衡的一個矛盾。其次，邊疆兼具相鄰國家文化的雜糅性。這種雜糅性主要體現在文化景觀與同一時期的非邊疆地區(qū)有著較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往往通過飲食、服裝、建筑、習俗等呈現出來。如在中俄邊境會看到更多的俄羅斯人、俄羅斯商品及俄羅斯風格的建筑；在中緬邊境則可以看到臉上涂著“特納卡”的女青年和穿著“籠基”的男青年等。再次，邊疆具有政治敏感性，邊疆猶如晴雨表一樣表征著國家之間的關系。當相鄰國家相互信任、深度合作時，國境呈敞開、暢通狀態(tài)，體現著兩國的密切合作關系；當相鄰國家相互仇視、敵對時，邊疆成為防范對方滲透、破壞乃至入侵的盾牌。

邊疆的基本特征與新時代我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落實國家總體安全觀的三大戰(zhàn)略任務直接關聯。

我國邊疆地區(qū)是少數民族聚居區(qū)域，也是民族工作的重點區(qū)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yè)。”面對邊疆地區(qū)與周邊國家接壤的地理特征，分布著與周邊國家人群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語言和文化的跨國民族、跨境人口和商品流動頻繁、跨國社會網絡交織等現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進步的需要，也是維護邊疆各民族福祉、共同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因此，民族學的邊疆研究設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議題，發(fā)揮民族學的學科優(yōu)勢，運用田野調查方法，開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經驗研究，既是我國邊疆地區(qū)長治久安、高質量發(fā)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學邊疆自主知識生產和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建構的需要。

我國邊疆地區(qū)也是我國聯結周邊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區(qū)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辈粩鄶U大與深化沿邊開發(fā)開放、與周邊國家包容性發(fā)展，既是邊疆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融入新發(fā)展格局，實現邊疆繁榮發(fā)展、邊民團結幸福、邊防安全穩(wěn)固的內在需要，也是中國共產黨履行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民族學的邊疆研究，應該發(fā)揮其研究國外民族、族群及其社會文化的學術傳統和學科資源，聚焦“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開展調查研究，推動與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和合作交流，為構建與周邊國家的命運共同體、中國邊疆學“涉外”部分的自主知識建構作出貢獻。

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wěn)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邊疆處于我國與周邊國家的交接地帶，是國家安全的屏障和第一道防線。邊疆地區(qū)因地理空間的相近性及人員、物資、信息等跨境流動的頻繁性等因素，面臨著跨境販毒販槍、電信詐騙、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傳播、境外戰(zhàn)亂蔓延、難民危機等一系列風險隱患，存在著維護邊疆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zhàn)。民族學的邊疆研究必須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發(fā)揮關注民間日常生活的學科特長，提高防范邊疆地區(qū)重大風險隱患的敏銳性，為夯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基層基礎、積極穩(wěn)妥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健全防范化解風險隱患的體制機制、提升突發(fā)事件應急處置能力，提供科學決策依據。

總之，新時代民族學邊疆研究知識生產的核心議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國家總體安全觀的貫徹落實。

三、民族學中國邊疆自主知識生產的資源來源

民族學的中國邊疆自主知識生產的資源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及其中國化、時代化成果。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是民族學中國邊疆自主知識生產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馬克思對民族學、人類學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從實際出發(fā)撰寫的《人類學筆記》關注了農村公社、土地、民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人類社會問題。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將民族問題與社會革命聯系起來，認為只有依靠全人類的解放，才能最終解決民族問題。而“古往今來每個民族都在某些方面優(yōu)于其他民族”的論斷則認為各民族之間都有相互學習的基礎與必要，進而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則系統地闡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氏族、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等的發(fā)展歷史。馬克思通過對原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早期共產主義社會的研究，發(fā)現了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和剩余價值規(guī)律兩大規(guī)律，證明了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建構、民族民主運動與國家建設等指明了方向，至今仍被奉為圭臬。其后，列寧、斯大林等關于民族概念、民族問題、民族國家運動等的實踐與理論成果也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币虼苏f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成果是民族學中國邊疆自主知識生產的重要資源來源。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成果則是民族學中國邊疆自主知識生產的另一個重要資源。從宏觀層面來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成果。從微觀層面來看，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而形成的“實踐論”與“矛盾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理論成果，是發(fā)展的馬克思主義。如毛澤東認為，馬克思關于“人的認識發(fā)展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論斷是有待完善的，因為包括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與藝術等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實踐，都可以獲得認知發(fā)展。毛澤東“矛盾論”中關于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以及“反對本本主義”中“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的實踐觀等辯證思維與實地調查解決問題的方法契合邊疆民族學從實求知的傳統，都可以成為指導民族學邊疆研究的重要理論與方法。習近平關于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要論述，以及沿邊開發(fā)開放、穩(wěn)邊固邊、興邊富民、“一帶一路”倡議等戰(zhàn)略性決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為新時代民族學邊疆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中華文明和中國邊疆治理的歷史經驗。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是民族學邊疆自主知識生產的重要資源。中國起源于華夏文明，“華夏”一詞，始見《尚書·周書》的“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即華夏（各民族）與“四夷”（夷蠻戎狄）相率而使奉天成命。中華文明中蘊藏著各民族和諧共處的智慧。古代中國就十分注重處理好民族之間、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據《尚書》記載，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意思是說帝堯能發(fā)揚昭明大德，使各氏族和睦相處。通過表彰引導朝中百官及各氏族有能有德之人，使國家和諧發(fā)展，百姓安居樂業(yè)。李大龍認為，先秦時期以文化和分布區(qū)域的不同來認識和區(qū)分民族，“天下觀”“華夷之辨”與“用夏變夷”等思想不僅是夏商周三代處理民族關系、構筑統治體系的指導思想，并進而對三代疆域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之后歷朝歷代經營邊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梢哉f，中華文明是民族學理論和方法的重要來源，也將為民族學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建設發(fā)展提供不竭的資源。中國邊疆治理的歷史經驗是邊疆民族研究的重要寶庫。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享本民族智慧的同時，也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智慧和營養(yǎng)。無論是在先秦，還是歷代王朝國家時期，中原主體民族與邊疆各民族都以其獨有的方式參與了邊疆建設、邊疆擴展和邊疆穩(wěn)固等工作。如從王朝國家的維度，征戰(zhàn)、和親、互市、朝貢等是中央王朝為了確保邊疆穩(wěn)定而實施的政策；而在邊疆地區(qū)之內，軍屯與民屯政策、金瓶掣簽制度等則是王朝國家和地方持續(xù)互動的成果。這些政策的落實，對于確保邊疆地區(qū)穩(wěn)定、促進邊疆地區(qū)發(fā)展等具有重要作用，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邊疆民族地區(qū)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和差異化扶持政策提供了經驗。

三是中國邊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社會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邊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經驗為民族學邊疆研究的知識生產提供了大量素材。20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屯墾戍邊、60—70年代的三線建設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80年代的沿邊開發(fā)開放、90年代的邊疆地區(qū)基礎設施大會戰(zhàn)、規(guī)范后的邊民互市貿易及對口援藏援疆，21世紀以來“一帶一路”倡議的穩(wěn)步實施和進一步推進沿邊開發(fā)開放政策的落實，使得邊疆地區(qū)逐漸從邊緣走向“前沿”，區(qū)位優(yōu)勢逐步凸顯。以各種博覽會及合作論壇為基礎的經濟合作等，極大地推動了邊疆地區(qū)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進而加速了邊疆地區(qū)文化、教育、科技、交通等的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自2000年啟動的“西部大開發(fā)”政策、2014年啟動的“精準扶貧”政策等對推進西部邊疆地區(qū)人們與全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總之，這些邊疆地區(qū)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經驗都為民族學的邊疆知識生產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社會事實和研究論題。

綜上所述，中國邊疆學是以邊疆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集群，其中的各個學科均從本學科的學術范式出發(fā)，在邊疆與國家發(fā)展格局的疊合之中尋找自身的研究內容和核心議題。在新時代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民族學的邊疆研究聚焦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維護國家安全三大議題，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成果為指導、植根于中華文明、中國邊疆治理的歷史經驗和中國邊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社會事實，建構關于邊疆人群及其社會文化的自主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