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彬：藏軍軍旗問題研究

境外“藏獨”分子及其支持者認為西藏曾是一個“獨立國家”。有國旗便有國，為了給從未獨立過的西藏地方以一個“國”的待遇，給受眾對西藏地方以一個“國”的印象，國外一些藏學“研究者”別有用心地利用各種手段，無視事實，篡改歷史，把藏軍的軍旗“雪山獅子旗”硬生生地扯制出一面所謂的“西藏國旗”。筆者認為，有必要戳穿并剝離附著在“雪山獅子旗”上的“國”之寓意的各種謊言和險惡用心，進一步明晰西藏的歷史地位。本文擬根據(jù)中、外文獻，先從歷史上厘清藏軍及其軍旗的來龍去脈，然后弄清其軍旗如何“演進”為“國旗”。

一、關于藏軍

軍旗代表一支軍隊的旗幟，有藏軍才有藏軍軍旗?？紦?jù)藏軍的形成、歷史地位及其性質(zhì)，是搞清楚藏軍軍旗的首要問題。

（一）藏軍屬性問題

對于藏軍性質(zhì)問題，學術界從時間跨度、民族成分、地域分布、政治屬性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論述，形成了以下不同的觀點。[1]

1、正規(guī)藏軍成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1970年撤銷建制，經(jīng)歷了清朝、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3個歷史階段，歷時178年。藏軍曾是國家武裝力量的正式組成部分，最初由清朝乾隆皇帝之外侄?？蛋矊④娊M建，是清朝軍事體制中的一支正規(guī)民族戍邊部隊。藏軍曾在捍衛(wèi)祖國主權(quán)的正義戰(zhàn)爭和安定西藏社會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從清末民初到和平解放前后，藏軍與中央政府駐軍及其進藏部隊公開軍事對抗，藏軍的職責從維護祖國統(tǒng)一，鞏固西南邊疆，走向了它的反面。

2、藏軍是指歷史上駐扎在中國西藏及其他藏區(qū)的藏族武裝部隊，總體上可以分為原地方政府有軍事建制的正規(guī)軍和地方民兵武裝兩大類。

3、藏軍系對古代及近代歷史上西藏地方武裝力量的簡稱。中央駐藏軍隊也是藏軍的一個組成部分。狹義可指西藏地方的正規(guī)軍，廣義上除包括西藏地方的正規(guī)軍外，還可以包括元代以后駐扎于西藏的軍隊以及臨時調(diào)集的民兵、僧兵等武裝力量。

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對于藏軍，筆者以為不能簡單地從區(qū)域、民族成分上加以界定。

如果依據(jù)的是西藏地區(qū)這個名稱，歷史上的西藏，在唐宋時稱吐蕃；元明時一般稱烏思藏；清初稱土伯特（唐古忒），其后稱西藏，一直延續(xù)至今。那么吐蕃軍、土伯特軍能否叫做藏軍？（乾隆皇帝曾稱藏軍為“唐古忒番兵”）。事實上有學者已將吐蕃軍與藏軍作了區(qū)分，把藏軍的概念限定在清代?？蛋矊④娫谖鞑亟⒌倪@支常備部隊。西藏和藏軍都是后有的名詞，能否包含過去西藏地方不同歷史時期的武裝力量。歷史上長期互不統(tǒng)屬的博巴、康巴、安多娃、三十九族、達木蒙古八旗、波密噶朗地方武裝是否都可以劃歸藏軍？明末清初青海額魯特蒙古固始汗統(tǒng)治青海、康區(qū)和西藏時期的軍隊也能叫藏軍么？按照地域劃分也存在不科學之處。因為從古至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西藏的地域面積與行政區(qū)域變化很大，籠統(tǒng)地不分時段、不分地域把從古代到近現(xiàn)代的西藏地方武裝力量都統(tǒng)稱為藏軍。

如果依據(jù)民族成分，藏軍是否只是藏族、藏人？元軍中多為蒙古兵，清軍中有以滿蒙為主的“八旗軍”，有漢回為主“綠營兵”，有黑龍江索倫兵（鄂倫春、鄂溫克），有達乎爾兵（達斡爾族），有四川大小金川派進的土屯兵（羌藏兵），也有從川、滇抽調(diào)的滿兵。從民族看，歷史上在西藏戍邊軍隊將士有蒙古、滿、漢、回、藏、鮮卑族等多個民族。從中央駐防西藏的軍隊與藏軍的關系看，歷史上駐藏的蒙古軍、清軍與藏軍是什么關系，有無包含關系？藏軍曾兩度成為國家武裝力量的一部分，也曾是由中央管轄的為保西南邊疆穩(wěn)定安全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裝部隊。這無可非議。但把駐扎在西藏的軍隊，甚至把中央駐藏軍隊也說成是藏軍的一個組成部分還值得研究。

廣義的藏軍起源很早，對清以前的西藏地方武裝稱之為藏軍，是一種后人習慣上的模糊稱呼。清初，藏軍尚為國家的準正規(guī)軍隊，并未納入清軍編制定額，相當于現(xiàn)今的預備役部隊。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蛋财蕉ㄈ肭治鞑氐睦獱柨χ螅喑是』实叟鷾食闪ⅰ胺?。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經(jīng)軍機大臣議復，中央政府根據(jù)《欽定藏內(nèi)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在西藏正式建立地方正規(guī)常備軍——藏軍，在前后藏各設兵1000名，定日、江孜各設兵500名。至此，中央在西藏才有了一支正式的常備軍。我們平常所說的藏軍，應該是從這個時候算起。當時部隊既沒有番號、也沒有代號。起初實行漢藏軍隊統(tǒng)一管理制。到1846年（道光二十五年），駐藏大臣琦善將“藏漢統(tǒng)一管理制”，改為“藏漢軍分理制”，藏軍由噶廈政府管轄。

1792年至1846年期間，藏軍是清朝政府的正規(guī)軍。如果考察清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關系，藏軍也應是清代軍隊和軍事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概括而言，清代在西藏的軍隊有：“中央政府駐防西藏的綠營兵和后來（乾隆時期）正式建立地方常備兵——藏軍和清末的新軍?！盵2]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至197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中還保留著藏軍第九代本的編制。[3]因此，藏軍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地方武裝，它曾經(jīng)是清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清代中央政府治藏軍事活動體現(xiàn)了當時中央政府治藏的主要方略。如果把中央駐軍當成是藏軍的一個組成部分，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未能體現(xiàn)清朝對西藏地方行使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主權(quán)。

以上第二和第三種對藏軍的定義，都忽略了藏軍的政治屬性，沒有從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關系、隸屬關系角度來分析和概括。第二種沒有涉及中央駐軍與藏軍的關系，第三種則干脆將中央駐軍當做藏軍的一部分。

（二）藏軍在清中央政權(quán)西藏軍事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為在西藏正式建立地方正規(guī)常備軍，中央政府在《欽定藏內(nèi)善后章程二十九條》中有詳文規(guī)定：

——明確了西藏藏軍的領導指揮權(quán)。藏軍指揮權(quán)歸朝廷的駐藏游擊、都司統(tǒng)領。同時明確了藏軍的御外、防止內(nèi)亂的功能。

——明確了藏軍軍費的來源。

——規(guī)定了藏軍的額定編制。

——規(guī)定了藏軍的官兵職位、數(shù)量、升遷途徑及士兵的應征、增補等事宜。

——規(guī)定了藏軍的官兵薪餉。

——規(guī)定了藏軍的武器裝備。

——規(guī)定了對藏軍地方軍隊的檢閱制度。

——規(guī)定了加強藏軍軍事訓練、提高戰(zhàn)斗力的若干管理措施。

——規(guī)定了在西藏邊界等處樹立界碑及對外的約束要求。

中央政府駐軍與藏軍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不可互相替代。駐藏綠營軍是保衛(wèi)西南邊疆、安定西藏社會不可缺少的武裝力量，并在中央政府涉及西藏地方的多次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主導作用。建立西藏地方常備軍的目的之一，是因為可以彌補綠營兵數(shù)量之不足，避免中央政府正規(guī)軍勞師遠役，減少內(nèi)地供給。同時發(fā)揮藏軍適應當?shù)刈匀粭l件、適應高原作戰(zhàn)的優(yōu)勢。藏軍的建立，增加了駐藏大臣統(tǒng)轄的軍隊數(shù)量，利用藏軍配合西藏駐軍加強西藏的對外防御。使地方常備軍與中央政府駐防西藏的綠營兵一起成為中央政府捍衛(wèi)西藏主權(quán)的重要軍事保障力量。2007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馮智先生《清代治藏軍事研究》，從軍事政治角度研究治藏制度。一些觀點頗有建樹，此處不贅。

藏軍曾在捍衛(wèi)祖國主權(quán)的正義戰(zhàn)爭和安定西藏社會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清末，隨著國家外患內(nèi)憂的加深，中央在藏駐軍難以保證。此時，藏軍名義上是常備軍，實際上已成了各宗谿服兵役的兵差，軍需品均由宗谿負責。到清末民初，藏軍與中央政府的入藏軍隊及中央政府駐軍公開軍事對抗，藏軍的職責從維護祖國統(tǒng)一，鞏固西南邊疆，變成為鞏固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而效忠。藏軍的這種角色轉(zhuǎn)變反映了在帝國主義勢力入侵條件下，西藏地方一些上層勢力在政治態(tài)度上產(chǎn)生了離心和疏遠的變化。

二、關于藏軍軍旗

（一）藏軍軍旗源起考

自藏族在青藏高原上建立一種政治實體以來，甚至還未建立政治實體以前，就有非常頻繁的軍事活動?！吧舷挛槿纾╠bu ru smad）軍事長官（dmag dpon）是那囊杰干（sna nam rgyal rgan）及貝·杰桑達納（sbas skyes bzang sna）。如旗（ru dar）為花邊紅旗及紅色吉祥旗，其軍隊遍布皆是，據(jù)謂宛如雪落湖中”；“上下約如（gyo ru smad）（軍事長官）為……。如旗為白獅懸天旗及黑色吉祥旗”；“上下葉如（gyas ru stod smad）（軍事長官）為……。如旗為黑旗白心，上畫鵬鳥之期及淡黃花斑旗?！盵4]

巴桑羅布在研究吐蕃軍時提出：在松贊干布之時，“博”地區(qū)以戰(zhàn)時軍事建制為主，劃分為五大行政區(qū)域：即中央翼邦、左翼邦、右翼邦、支翼邦和蘇毗邦。后來把象雄也編為一個翼邦。“冬德”（stong sde）是當時的軍隊建制單位。吐蕃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是贊普，各翼邦的10個“冬德”分上下兩路，每路設主帥和副主帥各一名。中央翼邦上路軍軍旗為紅色花須、下路軍軍旗為紅色祥旗；左翼邦上路軍軍旗為紅色雄獅、下路軍軍旗為白綢黑心旗；右翼邦上路軍軍旗為黑綢白心大鵬旗、下路軍軍旗為淺黃花帶旗。[5]

以上兩文根據(jù)古典文獻記載而來，內(nèi)容基本一致。其中烏如、耶如、夭如、如拉是音譯，分別中央翼、左翼、右翼、支翼是意譯。也有學者提出古代藏軍無固定軍旗，只以虎、豹、熊、羆、鵬、龍等圖形作為軍隊的標志。騎兵則以統(tǒng)一馬的毛色作為部隊番號的標志。[6]清康熙三十二年（1639），第悉桑結(jié)嘉措?yún)⒄胀罗?quán)四大茹和藏巴汗時期的“定”、“措”制（40—45人為一“定”，24“定”為一“措”），將西藏地方軍隊分為四大部，以紅、黃、藍、白四種顏色的旗幟為各大部軍旗顏色。[7]甚至還有人提出藏軍軍旗依據(jù)“現(xiàn)存布達拉宮的壁畫考證”，“藏軍的軍旗最早為唐朝公主的旗幟”。[8]這種說法目前還缺乏有力的歷史資料佐證。

（二）藏軍軍旗的正式確立

1911年以前，有關藏軍軍旗的資料極少。有人說：“祈禱大法會驅(qū)鬼儀式時，右裝騎兵隊舉起的綴有五色彩旗，上有三尖鐵叉，外用白色綢緞包起紅、黑兩個神幢（紅色幢表示乃穹護法神，黑色幢表示吉祥天母），是右式軍旗?！盵9]日本人青木文教回憶：“西藏的舊軍旗是紅色的三角旗，上面繪有雪山和獅子，最上部還繪有極小的太陽和月亮，從遠處都不易看出。”[10]即辛亥革命后，拉薩川軍嘩變之前，藏軍軍旗的圖案已經(jīng)有了雪山獅子圖案。從相關材料推斷，有雪山獅子圖案的軍旗可能在清末出現(xiàn)。此時軍旗圖案尚未最終確定。

1912年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拉薩的途中，就開始醞釀在西藏進行全面改革，其中就包括軍旗的設計等事宜。青木文教是日本西本愿寺派遣的赴藏留學生，1912年9月從大吉嶺出發(fā)進藏。10月15日抵達離拉薩只有80公里的塞曲科羊子寺。當時達賴喇嘛也剛從桑丁寺移住在這里。達賴喇嘛在這里駐錫3個月。[11]青木文教在這里與達賴喇嘛一起停留了3個月的時間，直到1913年年初。青木文教在后來的回憶中提到，他配合達賴喇嘛改革的愿望做了幾件事情：一是勘察煤礦資源，二是翻譯日本軍事操典，三是幫助制作“西藏軍旗”，四是幫助聯(lián)系西藏學生赴日留學。[12]他與達桑占堆[13]一起設計繪制了西藏的軍旗，底部是像富士山形狀的雪山，雪山之上是獅子，最上部是像日本軍旗那樣的旭日，旁邊繪有銀色的小月亮。以后這個新制作的旗幟被當做西藏新軍的軍旗。[14]另有人認為：“民國七年（1918年），以英國‘米’字旗為底，加上雪山紅日和雙頭獅子釋寶作為藏軍軍旗。”[15]據(jù)此可以推演，帶有日本軍旗與英國“米”字旗元素的藏軍軍旗蘊含著西藏被殖民和西藏上層親帝國主義傾向的信息。因此，有人就說：藏軍軍旗“以英國國旗為底，上有雪山及獅子一頭。這是英國帝國主義當時侵略西藏的產(chǎn)物；也是西藏親帝分裂分子的反動標志。”[16]

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西藏后，擴充軍備，改進訓練方法，更新武器，設立藏軍司令部。此時，藏軍的體制和地位、作用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把“雪山獅子旗”作為軍旗也是開始于這個時候。[17]1914年西姆拉會議結(jié)束不久，十三世達賴喇嘛對藏軍進行了改編和充實?；I建了人數(shù)達1萬名的藏軍部隊。新舊軍營按藏文字母順序編成次序，并宣布了軍旗、軍事領導機構(gòu)、軍紀等規(guī)定。[18]根據(jù)臺克滿《一個領事官員的康東旅行記》[19]，1913年，統(tǒng)帥多麥（今康區(qū)一帶）的噶倫強巴丹達的軍旗是一面有雪山、綠鬣白獅、上方有日月圖案的黃底旗幟。1918年，隨著藏軍按照英軍改建的同時，各軍營的所有旗幟按照噶廈簽署的命令規(guī)定為：雪山頂上，有著紅綠二色十二股光束，一雙白獅前掌托著月亮、寶珠的黃緞鑲邊的旗幟。1931—1932年，在上述旗幟的基礎上，增添蓮花和交杵金剛的利劍頂纓，其下有五色勝幢。[20]并先后決定在第一代本和富家兵營的軍旗旗桿上帶三怙主下有寶幢的頂子。[21]

從《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青木文教的回憶和其他相關重要資料看，把“雪山獅子旗”正式作為藏軍軍旗是從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后的1914年正式確立的。其后軍旗圖案先后在1918、1931—1932被修改過。

（三）藏軍軍旗圖案及其寓意

從相關文獻資料可知，藏軍司令部曾有正式簽印的軍旗圖案綱領文件。該文件對1918年藏軍軍旗圖案的解釋為：雪山表示生存環(huán)境；兩頭綠鬣雄獅表示政教二制；月亮寶珠表示《十善法》和《道德規(guī)范十六條》；噴焰表示三寶常住頭頂；十二條紅綠光柱代表藏人原始六氏族繁衍的內(nèi)六族和外六族?！昂髞硇略龅睦麆Α⑸徎ê徒昏平饎?，比喻祖孫三法王（松贊干布、赤松德贊、赤熱巴堅三贊普）為代表的密乘三怙主之化身從天而降。”[22]

此外有學者認為，藏軍的軍旗也是藏傳佛教的教旗。[23]和平解放西藏時，藏軍提出為了維護佛法而要求保衛(wèi)甘丹頗章。藏軍實際上自認為是衛(wèi)教軍，為了效忠于佛法去奮斗。前述祈禱大法會驅(qū)鬼儀式時，右裝騎兵隊所舉右式軍旗一例也可說明軍旗即教旗。

三、軍旗是如何“演變”為“國旗”的

從上述情況看，近代以來“雪山獅子旗”一直充當著藏軍軍旗的角色。然而從1947年以來，藏軍軍旗搖身一變成了“西藏國旗”，出現(xiàn)在各種藏獨活動的場合。

（一）黎吉生：從實踐層面策劃了“西藏國旗”的首次亮相

“西藏國旗”第一次為世人所知，是在1947年召開的泛亞洲會議之上。當年參加會議的代表桑頗·單增頓珠和貢噶堅贊曾回憶說：“1946年，英國駐拉薩的商務代表負責人黎吉生，唆使噶廈政府‘外交局’總管索康蘇巴·旺清次登向噶廈報告說：‘即將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泛亞洲會議，黎吉生先生已經(jīng)接到邀請西藏代表出席會議的請柬。黎吉生說，如果西藏政府這次派代表團出席會議，就能體現(xiàn)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從目前的世界形勢來看，如今正是搞西藏獨立的大好時機，務必要派出代表出席會議。英國政府也表示將為西藏的獨立活動予以各方面的支持?！盵24]時西藏地方“疑懼參半，一度攝政決定不參加。嗣經(jīng)英人多方活動及少數(shù)親英分子之努力，最后提交民眾大會。經(jīng)數(shù)次討論，卒決定正式派員參加。”[25]

1947年3月，“西藏代表團”離開拉薩赴印出席泛亞洲會議?！按韴F”啟程后不久，英印政府又通過黎吉生建議噶廈，“作為出席這次會議的一個國家來說，西藏代表團應該帶上一面國旗備用?！庇谑?，噶廈又匆忙趕制了一面藏軍“雪山獅子旗”，作為西藏“國旗”，派人專程送給已經(jīng)抵達亞東的“西藏代表團”。[26]陳錫璋給沈宗濂的電報也證實了這個史實：“西藏代表團”“行后，聞藏政府趕造旗幟，其圖樣為上繪太陽，下繪雪山，左右各一獅。即日專差送往桑都博章，以備亞洲會議懸掛。”[27] 23日，會議正式開始。會議的組織者把“雪山獅子旗”與各國的國旗并列擺放，讓“西藏代表團”團長在各國代表團團長席位就座。主席臺上懸掛了將西藏置于中國領土以外的亞洲地圖。中國代表團團長鄭彥芬當即提出了抗議。會議的組織者不得不于次日更正了地圖，將西藏劃入中國版圖，并撤掉了“雪山獅子旗”。[28]這樣，“雪山獅子旗”第一次以西藏“國旗”面目在國際上草草登場，也以流產(chǎn)鬧劇而終。

1963年“西藏流亡”政府頒布了《西藏流亡憲法》。1991年經(jīng)過修改后又頒布了新的《西藏流亡憲法》。據(jù)查，兩部所謂“憲法”條文中均未提及“國旗”一事。

（二）夏格巴：從理論層面杜撰了“西藏國旗”的歷史

最早為“西藏獨立”尋找和構(gòu)建理論依據(jù)的是夏格巴·旺秋德丹。他于1967年在美國出版了他的《藏區(qū)政治史》英文版；1976年又在印度新德里出版了該書的藏文版。達賴集團大肆宣揚這本書，將這本書說成是“權(quán)威著作”、“維護藏民利益的經(jīng)典著作”等。多年來，國際反華勢力和西藏分裂主義分子鼓噪“西藏獨立”的主要理論依據(jù)主要來自這本書。夏格巴在書中對“西藏國旗”進行了杜撰和編造。1967年版本，沒有“國旗”專題；1976年版本則專設了“國旗”一節(jié)。他說：“雪域政教合一大國的正式國旗是‘佛教勝幢’，或‘勝異品勝幢’，上有三種動物標記。因此，十三世達賴喇嘛向各軍營賜給了一些旗桿尖頂下面有五色小勝幢的軍旗。這旗既是國家的國旗，又是軍隊的軍旗?！盵29]他還引一段史料說：“西藏政府讓日本舊軍官也雅蘇瑪吉雅（矢島保次郎）以日本軍事規(guī)程和戰(zhàn)術訓練一支西藏部隊，讓曾受過俄國軍事訓練的蒙古人丹白堅贊以俄式戰(zhàn)術訓練一支西藏部隊?；瘕埬辏ü?916年）在羅布林卡堅色宮西面的空地上，當著達賴喇嘛、司倫、噶倫、僧俗公職人員、拉雪（指拉薩和雪兩處地方——引注）人民的面，用四天時間演習比賽日式教練、俄式教練、江孜的英式教練和原來的漢式教練的戰(zhàn)術、新舊武器的使用法、戰(zhàn)術、體育、馬術、泅水等。比賽結(jié)束后，發(fā)給技藝優(yōu)勝者勛章以資嘉獎，并堅定不移地用英國軍隊操典建制改造軍隊。根據(jù)此決定，次第改造駐守各邊境的各個部隊。又規(guī)定了各新舊部隊的番號和國旗。接著向西藏藏軍總司令頒布了綱領章程的冊子，并向各地公布?！盵30]

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回到拉薩后，著手頒行了若干新政措施，包括對藏軍進行改編和充實。這則史料在很多著作中均有引用。[31]通過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夏格巴在這則史料上動了手腳。就是把“軍旗”偷改為“國旗”。夏格巴的說法，于邏輯不符。史料中通篇都是描述十三世達賴喇嘛擴充軍備、改進訓練方法、更新武器、設立藏軍司令部、宣布軍事領導機構(gòu)、頒布軍紀、制定軍旗。文中突然加了國旗的內(nèi)容，聲稱軍旗也是國旗，從邏輯關系、從上下文看，尤其是從英文版和藏文版比較看，所謂“國旗”內(nèi)容顯然是后來添加的。

此外，夏格巴還斷章取義、各取所需，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在書中描述泛亞洲會議時說：“西藏政府的國旗和所有東方國家一樣懸掛著?！惫室怆[去了會議的組織者在中國代表團的抗議下不得不于次日撤掉了“雪山獅子旗”的事實。

（三）戈爾斯坦：從學術研究層面使用虛妄史料，將軍旗演繹為“國旗”

2004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梅爾文·戈爾斯坦等3人合著的一部著作，其英文版第16章《北京的插曲》中有一段毛澤東與達賴喇嘛就藏軍軍旗的談話。談話時的藏文翻譯（以下稱“翻譯”）回憶：

有一天晚上8點鐘，沒料到毛主席來到達賴喇嘛的駐地來看望他。交談中，毛主席突然說，“我聽說你們有國旗，是嗎？他們不想讓你打，對嗎？”我把毛主席的話翻譯完后，達賴喇嘛問我，“他說的‘他們’指的是誰？”盡管我知道他指的是誰，但我還是將原話翻譯給了毛主席。毛主席于是坦率地說，“他們”就是指張經(jīng)武、張國華和范明。毛主席問的這個問題由于事先沒有提示，沒有提出要談論的話題，達賴喇嘛只是說，“我們有軍旗?！蔽艺J為這是一個聰明的回答，因為他回避了西藏是否有國旗的問題。毛主席由于察覺到達賴喇嘛對他的問題有所顧忌，他于是馬上告訴達賴喇嘛，“沒有問題，你們可以保留你們的國旗?！泵飨_切地說了“國旗”?！皩怼?，他說，“我們也可以讓新疆有他們自己的旗子，內(nèi)蒙古也可以。除了打這個旗子外，還要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子，不是很好么？那樣不行嗎？”達賴喇嘛點頭表示同意。這是我所聽到的毛主席告訴達賴喇嘛的最為重要的事情。聽到后，我感到很吃驚。[32]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1955年3月8日在北京御河橋毛澤東主席看望達賴時的《談話紀要》，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傳述，純屬“偷換概念”式的偽造?，F(xiàn)將其中相關記錄摘錄如下：

毛主席：（轉(zhuǎn)向張經(jīng)武、汪鋒）他們西藏的旗子現(xiàn)在還用嗎？[33]

張經(jīng)武：還用，那是一個軍旗。

毛主席：每一個民族都可以有代表本民族的旗子，你們西藏也有一個旗嗎？

達賴：有一個旗，那只是在藏軍的營房上懸掛和藏軍外出時打的旗，此外再沒有其他的旗。[34]

無需多言，史料一公布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旗子”一詞，能等同于“國旗”嗎？為掩蓋這種偽造，戈爾斯坦等人的書中還說：翻譯稱“在黨的文件中查找此次有關旗子的交談記錄時，里面卻根本沒有提到這回事。”中央檔案館查看到的記錄完全可以證明翻譯的說法是不準確的。盡管《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正式出版時，毛主席、張經(jīng)武、達賴關于藏軍軍旗的談話被節(jié)略掉了。但是2008年12月香港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毛澤東與達賴班禪》，書中第103頁也引用了毛澤東與達賴關于藏軍軍旗的對話，與中央檔案館藏的談話記錄完全一致。

戈爾斯坦等人的這部書英文版、藏文版在國外公開發(fā)行；漢文版沒有出版，但其內(nèi)容已經(jīng)在國內(nèi)某網(wǎng)站發(fā)表，書中存在的不符合歷史史實的問題還不少，[35] “國旗”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這種擅自編造史料的手法，所造成的流毒非常惡劣。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些人處心積慮為了證明西藏是“獨立的”，不惜偽造歷史，將藏軍軍旗“演變”為西藏“國旗”。畢竟靠撒謊造謠只能蒙蔽一時，不可能蒙蔽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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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見廖立：《中國藏軍》［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序一》第2—3頁，《前言》第2頁，《自敘》第1—15頁。

[2]王東春：《清代中央政府治藏法律制度演變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8頁。

[3] 1951年初，藏軍第九代本就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1955年至1958年間，中共中央軍委和國防部先后授予4位藏軍司令中將、少將軍銜；有10名代本授大校、上校、中校軍銜。最后一支代本團撤銷是在1970年。它的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qū)昌都警備區(qū)第九代本步兵團。

[4]巴臥·祖拉陳瓦原著，周潤年譯注：《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Z］，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4頁。

[5]巴桑羅布：《藏軍若干問題初探》［J］，見《中國藏學》1992年特刊。

[6] 《西藏通史 民國卷》［M］（上下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468頁。

[7] 《西藏自治區(qū)軍事志》［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第119頁。

[8]廖立：《中國藏軍》，第139—140頁。

[9]定甲·次仁多吉：《近代藏軍和馬基康及有關情況略述》［A］，《西藏文史資料選輯》［C］第3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6頁。

[10]青木文教：《西藏游記：秘密之國》［M］，內(nèi)外出版社，1920年，第99頁。

[11]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A］，《西藏文史資料選輯》［C］第2輯，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84頁。

[12]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與中國西藏》［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177—178頁。

[13]擦絨·達桑占堆（1886—1959），西藏澎波人。1910年2月達賴出逃拉薩時，在曲水渡口擊退清軍，贏得達賴寵信。1911年末奉命回拉薩組織軍馬驅(qū)漢，翌年底在桑丁寺迎達賴返藏。先后任小馬基、大馬基（馬基：藏軍司令），扎薩頭銜。1914年任首席噶倫。

[14]青木文教：《西藏游記：秘密之國》，第99頁。

[15] 《西藏自治區(qū)軍事志》，第132頁。

[16]陳炳：《藏軍史略》［A］，見《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5年，第94頁。

[17]巴桑羅布：《藏軍若干問題初探》，見《中國藏學》1992年特刊。

[18]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寶串》［M］，西藏社會科學院等聯(lián)合出版，1996年，第927—928頁?！兜谑肋_賴喇嘛年譜》第191頁載有同樣的內(nèi)容，但把時間搞錯為1916年。見《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191頁。秦永章在其《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與中國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頁）一書中，利用1914年8月日本人河口慧海第二次進入拉薩，已經(jīng)看到由矢島保治郎監(jiān)督修建完成的日式軍營一事，進行了考證，認為時間有誤。

[19]臺克滿：《一個領事官員的康東旅行記》［M］，劍橋，1922年。

[20]夏格巴·旺秋德丹：《藏區(qū)政治史》［M］，第77—78頁。

[21]定甲·次仁多吉：《近代藏軍和馬基康及有關情況略述》［M］，第47頁。

[22]夏格巴·旺秋德丹：《藏區(qū)政治史》，第77—78頁。

[23]唐家衛(wèi)：《事實與真相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其人其事》［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第134頁。

[24]桑頗·單增頓珠、貢噶堅贊：《“西藏代表團”出席泛亞洲會議真相》［A］，見《西藏文史資料》［C］第2輯第12頁，1984年。

[25] 《陳錫璋為奉復英人嗾使西藏參加泛亞會議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事致沈宗濂電》，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C］（7），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857頁。

[26]桑頗·單增頓珠、貢噶堅贊：《“西藏代表團”出席泛亞洲會議真相》，《西藏文史資料》第2輯，第13—14頁。

[27] 《陳錫璋為報藏政府趕造太陽雪山旗以備泛亞會議懸掛致沈宗濂電》，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7），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859頁。

[28] Lamb:Tibet，china，and India，1914—1950，Hertfordshire，1989.pp497—498.

[29]夏格巴·旺秋德丹：《藏區(qū)政治史》，第76頁。

[30]同上，第140頁。

[31]如恰白·次旦平措等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寶串》（第827—928頁）、丹珠昂奔主編的《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第400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191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等。

[32] Melvyn C.Goldstein，Dawei Sherap，and William R.Siebenschuh:A Tibetan revolutionary-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ba Phuntso Wan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194.

[33]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正式出版時，關于藏軍軍旗的談話，毛主席的兩句話、張經(jīng)武的一句、達賴的一句，共四句話均被節(jié)略掉了。

[34] 《毛澤東主席看望達賴時的談話紀要》［A］(1955年3月8日在御河橋)，見中央檔案館藏：《西藏民族問題文獻匯編》［C］第四冊（1954.4—1955.6），第270—271頁。

[35]如該書明確在目錄和正文中將康（喀木）和中國并列一起，暗含康并不包含在中國范圍中。再如書中還把前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中國共產(chǎn)黨、印度共產(chǎn)黨、西藏共產(chǎn)黨并列在一起，也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實際上在解放前西藏根本沒有共產(chǎn)黨的組織，只在巴塘有個黨的外圍組織。書中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不一一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