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華：論藏文文獻的開發(fā)和利用

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是藏學研究事業(y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藏文文獻信息資料作為藏學研究的基礎和先導，對藏學研究的開展和升華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歷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原因，對藏文文獻的整理、研究、開發(fā)和利用還存在許多問題和困難。因此，筆者擬從四個方面談談個人的粗淺看法，以求教于專家學者，冀有助于這項事業(yè)的發(fā)展。

一、藏文文獻的類型和特點

（一）藏文文獻的基本類型

1.敦煌古藏文文獻

這部分文獻主要有金石銘刻、竹簡木牘及各類寫卷等，涉及會盟、頒賞、述德、祈愿等內容。這些文獻無論從文字學、歷史、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角度，還是從宗教學、文化學角度，均有重要的文獻研究價值。竹木簡牘，從文字反映的內容看，雖也有要事、大事，但基本是瑣碎的雜事，因而涉及范圍也較廣泛。作為吐蕃文獻重要組成部分的藏文寫卷的比重也是很大的。

2.藏文《大藏經》等佛教經典

藏文《大藏經》包括《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分，共有經典計4570部之多?！陡手闋枴钒ń洠ǚ鹨簧难越蹋?、律（佛所制的僧團戒律）、論（關于教理的解釋和研究的論著）三藏和四續(xù)部，是佛祖釋迦牟尼的言教?！兜ぶ闋枴分饕菤v代學者、譯師對《甘珠爾》的注疏和論著的集成，其中包含較多的哲學、文學、藝術、語言、邏輯、天文、歷算、醫(yī)藥、工藝、建筑等方面的典籍。近幾年在甘孜發(fā)現(xiàn)，并由四川民族研究所膠印出版的手抄本《本教大藏經》共有157函。目前由那曲佛教協(xié)會主持印刷的《本教大藏經·典珠爾》部分有380函。這些珍貴的藏文古典經卷，反映了西藏本土的歷史文化特色，除大量的原始宗教內容外，還涉及天文、地理、醫(yī)學、歷算、工藝等傳統(tǒng)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堪稱研究藏族古老文化的百科全書。

3.教派史志等藏傳佛教文化典籍

從11世紀到15世紀這一階段，是藏傳佛教學術系統(tǒng)的形成期，也是學術繁榮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學術比較重視歷史，尤其是宗教的歷史和宗教大德的個人歷史及寺院的歷史，有豐富的作品。教派史中比較著名的有：弟吾賢者著，成書于12世紀中葉的《弟吾宗教源流》（原名《印藏教派源流廣論》）；釋迦仁欽德著，成書于1376年的《雅隆覺沃教法史》；布頓仁欽珠著，成書于1322年的《布頓佛教史》（亦稱《佛教史大寶藏論》或《善逝佛教史》）；土觀洛桑曲吉尼瑪著，成書于1801年的《宗教源流鏡史》；娘·尼瑪沃賽所著的《娘氏宗教源流》（原名《教派源流花蕊蜂蜜》）；第悉·桑杰嘉措著，成書于1692—1698年間的《黃琉璃》；班欽索南札巴著，成書于約16世紀初的《噶當教史》；珠巴·白瑪噶波著，成書于1580年的《珠巴教史》；達隴巴·阿旺登卻桑波著，成書于1648年的《達隴教史》；郭若扎西所著的《郭札佛教史》；查貢巴·貢卻登巴饒杰著，成書于1865年的《安多政教史》等。

寺院志中比較常見的有：《桑耶寺志》《薩迦寺志》《熱振寺志》《楚布寺志》《文都寺志》《隆務寺志》《夏瓊寺志》《瞿壇寺志》，以及色多·洛桑慈誠著的《塔爾寺志》，土觀·洛桑曲吉尼瑪著（成書于1775年）的《佑寧寺志》，丹貝準美所著《敏竹林寺志》，阿芒·班智達著（成書于1709年）的《拉卜楞寺志》，洛桑格登所著《郭瑪爾寺志》，瑪尼夏仲著（成書于1887年）的《涼州四部史暨天祝寺志》，倉央嘉措著（成書于1737年）的《天祝鐵東寺志》，欽則旺波所著的《衛(wèi)藏道場勝跡志》，章嘉·若貝多杰所著的《圣地清涼山志》，覺乃·洛桑丹珠等著的《安多古剎禪定寺》等。寺院志類典籍是研究宗教、文化、歷史、風俗等的重要資料。首先，介紹各寺院的名稱、位置、修建者、修建時間、沿革、派屬、興衰過程及寺院周圍的山脈、河流、部落、村莊等；第二，記述寺院儀規(guī)制度、僧人規(guī)模、僧團組織、專業(yè)設置及寺院管理機構等；第三，敘述寺院的歷代傳承、歷代法臺、各項佛事活動及歷代學者、高僧生平事跡；第四，描述寺院佛塔、佛像等文物的來歷以及刻印藏經等情況。

4.《吐蕃王統(tǒng)世系明鑒》等政史著作

其中分王統(tǒng)世系、家族史和傳記等類。有關王統(tǒng)世系的著作有：薩迦巴索南堅贊（1312—1375年）著，成書于1348年的《吐蕃王統(tǒng)世系明鑒》（又譯《西藏王統(tǒng)記》《西藏王統(tǒng)世系明鑒》等）；第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年）著，成書于1643年的《吐蕃王臣記》（又譯《西藏王臣史》）；桂旋努貝（1392—1481年）著，成書于1361年的《青史》；噶舉派著名學者蔡巴·貢噶多杰（1309—1364年）著，成書于1346年的《紅史》；班欽·索南札巴著，成書于1538年的《新紅史》（全稱《王統(tǒng)幻化之鑰新紅史》，又稱《王統(tǒng)幻化之鑰》）；噶舉派乃囊寺第二世巴沃活佛祖拉陳哇（1503—1565年）著，成書于1564年的《賢者喜宴》，亦稱《洛札教法史》；達倉宗巴·班覺桑波著，成書于1434年的《漢藏史集》（又譯《賢者喜樂瞻部洲明鑒》）；智貢巴·貢卻乎丹巴饒布杰著，成書于1865年的《安多政教史》（原名《多麥教法史》），全稱《圣教在多麥地區(qū)弘傳史》；松巴·益西班覺（1704—1788年）所著之《青海史》；根敦群培（1903—1951年）所著之《白史》等。這些王統(tǒng)史的著作中論述王位的繼承和王族系統(tǒng)以及邦國大事等。這些歷史著作敘述了藏族從遠古以來的社會發(fā)展，描述了遼闊的青藏高原從分散到統(tǒng)一的曲折過程，記述了藏族人民和國內其他各族人民的親密團結關系以及與友鄰邦國的友好交往，記載了有關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典章制度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方面的歷史發(fā)展軌跡。

有關家族史的著作有：達欽阿麥阿旺貢噶索南（1597—？年）著，成書于1629年的《薩迦世系史》（別譯《薩迦世系譜》或《薩迦世系寶藏》）；《朗氏家族史》（全稱《朗氏家族史·靈犀寶卷》，著者及成書年代不詳）；降巴·貢噶堅參著，約成書于1828年的《德格土司世系》等。這類著述多是記載在藏族社會歷史中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家族的興衰史，其中的一些人物還是藏族的領袖人物或著名佛學家和學者，對藏族內部和祖國各民族的團結統(tǒng)一做出過杰出貢獻，所以這類典籍也是非常可貴的歷史文獻。

藏族傳記著作極為豐富，可謂是藏族典籍文獻的一大特色。就目前所接觸到的資料看，這類史籍就有1000多種。藏族傳記著作分政治家傳記和高僧傳記。有關政治家的傳記有：多喀哇·才仁旺杰（1697—1764年）所著的《頗羅鼐傳》；多喀哇·才仁旺杰著，成書于1763年的《噶倫傳》，這些傳記是研究17—18世紀西藏歷史和藏、蒙、漢民族關系史等不可缺少的珍貴文獻。高僧傳記又分他傳、自傳和秘傳。他傳有：達若那塔（1575—1635年）著的《蓮花生大師傳》；克主杰（1365—1438年）所著的《宗喀巴大師傳》；桑吉堅參（1452—1507年）所著的《米拉日巴傳》；桑吉堅參所著的《瑪爾巴譯師傳》；居麥德欽著，成書于1609年的《唐東杰波傳》；室利雜納所著的《大譯師仁欽桑波傳》；八思巴·洛追堅參（1235—1280年）所著的《薩班傳》；仁欽納杰著，成書于1366年的《布頓傳》；章嘉·若貝多吉（1717—1786年）所著的《熱振赤欽傳》；貢塘·丹貝準美（1762—1832年）所著的《貢卻晉美旺波傳》；噶瑪巴·彌覺多杰（1507—1554年）所著的《佛王止貢巴三叔侄傳》；魯崩·喜饒嘉措（1884—1968年）所著的《阿旺土登格桑丹貝準美傳》，以及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傳記等。自傳有：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年）所著的《云裳——五世達賴喇嘛傳》；洛桑益西（1663—1737年）所著的《五世班禪自傳》；隆多喇嘛（1719—1795年）所著的《隆多喇嘛自傳》；多仁·丹增班覺（1760—？）所著的《多仁班智達自傳》；珠巴貢勒著，約成書于16世紀初的《珠巴貢勒自傳》等。秘傳有：阿旺多杰所著的《倉央嘉措秘傳》等等。敦煌文獻中的《贊普傳略》，可以稱為目前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傳記作品。王堯、陳踐譯注之《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輯為10章，分為《止貢贊普》《達布聶塞傳》《納日論贊》《松贊干布》《赤都松·赤德祖贊》《赤松德贊》等贊普的傳略。在公元9世紀后，陸續(xù)出現(xiàn)過一些著名的“伏藏”。除了苯教的一些掘藏史籍外，重要的有《瑪尼全集》《五部遺教》《桑耶寺大事記》等。這些著作為13—14世紀以后的藏族史家競相引用，影響甚大。藏族傳記文學進入興盛時期，基本上是在藏傳佛教諸教派的完全形成之后。以桑吉堅參（1452—1507年）的《米拉日巴傳》為代表，出現(xiàn)《布敦大師傳》《薩迦班智達傳》《瑪爾巴傳》《日瓊巴傳》《湯東杰波傳》《珠巴貢勒傳》等一批名作。16世紀中葉，達賴、班禪兩大活佛系統(tǒng)建立，傳記文學也由興盛時期轉為穩(wěn)定發(fā)展時期，出現(xiàn)了達賴喇嘛傳、班禪傳等成系列的傳記作品，同時也出現(xiàn)了《頗羅鼐傳》《噶倫傳》《多仁班智達傳》等一批名著。這些傳記除了記述與主人公生平有關的事務及活動外，還記載了不同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具有多方面的文獻價值。

5.《薩迦五祖全集》等文集著作

藏族歷史上，著名學者輩出。他們都是精通三藏、學富五明的博學多才之士，著有多方面的作品，被后人編成全集，流傳于世。

文集類的著作是佛教文獻以外的主體部分，也是藏文典籍的精華。18世紀以來，隆多喇嘛·阿旺洛桑編纂《噶當、格魯派高僧文集簡目》，收文集40家，其中布敦·仁欽珠、宗喀巴等數(shù)家之子目甚詳，其他較略。19世紀中葉，仲欽·喜饒嘉措編著《罕見書目》分藏文典籍12類，其中文集類收90余家。1959年甘肅《拉卜楞寺書目》（油印本）中，分17大類，文集類收174家。民族圖書館所編《藏文典籍目錄》（上中下）中，文集類收180余家。其中著名的有：《薩迦五祖全集》（薩迦五祖即：貢噶寧波1092—1158年、索納澤莫1142—1182年、扎巴堅參1147—1214年、貢噶堅參1182—1251年、八思巴·洛追堅參1235—1280年）；《薩班全集》（薩班·貢噶堅參1182—1251年）、《布敦全集》（布頓·仁欽珠1290—1364年）、《宗喀巴全集》（宗喀巴·洛桑扎巴1357—1419年）、《賈察杰達瑪仁欽全集》（1364—1432年）、《洛沃堪欽·索南倫珠全集》（1441—1525年）、《噶瑪·彌覺多杰全集》（1507—1554年）、《克珠·桑吉益希全集》（1525—1590年）、《五世達賴全集》（1617—1682年）、《第悉·桑杰嘉措全集》（1653—1705年）、《章嘉·若貝多杰全集》（1717—1786年）、《隆多喇嘛阿旺洛桑全集》（1719—1795年）、《欽則沃色·晉美嶺巴全集》（1729—約1798年）、《貢塘·貢卻丹貝準美全集》（1762—1823年）、《歐曲·達摩巴札全集》（1772—1851年）、《喀爾卡·唐赤多杰全集》（18世紀）、《貢珠·云丹嘉措全集》（1813—1890年）、《堪布·阿旺土登嘉措全集》（1836—1889年）、《居·彌盼南杰嘉措全集》（1846—1912年）、《魯崩·喜饒嘉措全集》（1884—1968年）等。這些全集中除了關于宗教的著述外，還有很多有關因明學、傳記、歷史、詩歌、語言文字、醫(yī)藥、天文歷算、工藝、音樂、繪畫、雕塑、地理等各方面的論述。

6.詩歌

作家詩歌較多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宣傳、頌揚佛理的“道歌”，如《米拉日巴道歌》《夏嘎巴道歌》等；一種是“格言詩”，如薩班·貢噶堅參的《薩迦格言》；索南札巴的《格丹格言》；貢塘·丹貝準美的《水樹格言》；居·彌盼嘉措的《國王修身論》；龍智的《訓世箴言及注釋》等。

藏族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雖為民間說唱文學，因年代久遠，許多說部已形成典籍，得到流傳。目前出版的有：《霍嶺大戰(zhàn)》（上下）、《征服大食》《分大食?！ぐ捕ㄈ纭贰哆_色施財》《降伏妖魔》《英雄降生》《賽馬登位》《世界公?！罚ā顿F德分章本》）、《降嶺之戰(zhàn)》《征服姜國》《松嶺之戰(zhàn)》《門嶺大戰(zhàn)》《天嶺之部》《仙界占卜九藏》《征服象雄穆珠宗》《向嶺之戰(zhàn)》《格薩爾誕生》《瑪燮扎石窟》《木嶺之戰(zhàn)》《木古騾宗之戰(zhàn)》《征服雪山水晶國》《梅嶺之戰(zhàn)》《察瓦箭宗》《辛巴和典馬》《先旦對戰(zhàn)》《地獄救妻》《甲嶺之戰(zhàn)》《歇日珊瑚宗》《卡切玉宗之部》《漢與嶺》《香鄉(xiāng)藥物城》《突厥兵器國》《朱古兵器宗》（上中下）、《花嶺誕生之部》《浪日》《阿扎瑪瑙國》《日努》《亭嶺之戰(zhàn)》《天界篇》《地獄救母》《打開阿里金窟》《地嘎》（上中下）、《征服米努綢緞國》《開天辟地》《恰容糧宗》《霍國悔淚》（綜合本）、《誕生之部》《格薩王密傳》《丹瑪青稞宗》《匝日藥宗》《瓊察五兄弟》《法宗、七贊、重游天堂》《梅日霹靂宗》《郭氏預言授記》《陀嶺之戰(zhàn)》《白嶺之戰(zhàn)》《烈赤馬宗》《征服魔國》《索波瑪宗》《昂嶺之戰(zhàn)》《殘暴七兄妹》《比熱山羊宗》《辛丹相爭之部、丹瑪搶馬之部》《征服北方古熱魔王》《臨終教誡》《格薩爾降生史》《霸嘎拉神奇王》《征服北方魔王》《霍齊巴山羊宗》《索嶺之戰(zhàn)》《郎茹金子宗》《賽馬稱王》《嶺國歌舞》《梅嶺金國》等約70部。

7.《四部醫(yī)典》等科學著作

這部分主要有兩類，一是藏醫(yī)藥學類，一是天文歷算類。醫(yī)學著作有宇妥·云丹貢布（708—約833年）等所著的《四部醫(yī)典》《藏醫(yī)十一條總義》；瑪哈亞那、畢若伽納譯之《月王藥診》；第悉·桑杰嘉措所著《藍琉璃》；成書于17世紀的《藏醫(yī)醫(yī)決補遺》；成書于17世紀的《藏醫(yī)史》；藏族醫(yī)學家帝瑪·丹增彭措所著《晶珠本草》（或稱《無垢水晶寶鬘》《帝瑪·丹增彭措醫(yī)著選集》）；杜慈居邁所著之《藏醫(yī)如意大全》，成書于16世紀；蘇喀·年尼多吉所著的《藏醫(yī)十萬舍利》，成書于約15世紀；松巴·益西班覺所著之《松巴醫(yī)著集》，成書于18世紀；彌盼所著之《彌盼醫(yī)著》，成書于19世紀。

從上述著名的醫(yī)學著作中可以看到，從古代藏醫(yī)學科的形成和發(fā)展歷史概貌，以及12世紀后的藏醫(yī)藥發(fā)展概況、強蘇二派對《四部醫(yī)典》發(fā)展的貢獻、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藏醫(yī)藥的發(fā)展概況、多康南北地區(qū)藏醫(yī)藥發(fā)展概況、直康二派對藏醫(yī)藥發(fā)展的貢獻，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前半生時期藏醫(yī)藥大復興的情況等。

藏族天文歷算之學是藏族祖先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探索，并吸收其他民族的相關先進成果發(fā)展起來的。它在五明學中屬于小五明的星象學，是藏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悠久，文獻豐富，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

藏地星算一般分五部分：一是藏族固有的物候歷；二是11世紀從印度引進的時輪歷，藏語稱“噶孜”；三是7世紀從中原引進的五行算，藏語稱“那孜”；四是從克什米爾傳入的韻占，藏語稱“央恰”；五是18世紀從漢地引進的時憲歷，藏語稱“賈孜”。藏族的物候歷，是生息在青藏高原上的先民們，經過世世代代長期觀察日、月、星辰和動植物的物候變化，逐步總結出的早期自然歷。時輪歷，是1027年，從梵文《時輪歷》譯為藏文的。傳說《時輪歷》為佛祖釋迦牟尼所傳，共12000頌，分5章，第一章講外時輪（天體運動的規(guī)律），第二章講內時輪，第三章講灌頂，第四章講修法，第五章講內時輪和外時輪相結合。時憲歷，是講漢族傳統(tǒng)的夏歷和農歷。除《時輪歷》外，其代表性著作還有：絳巴桑熱著，成書于1827年的《時輪歷精要》，又叫《商卓特桑熱歷書》；噶瑪巴·饒迥多杰著，成書于1318年的《星算綜合論述》；布頓大師著，成書于1322年的《丹孜》；第悉·桑杰嘉措著，成書于1683年的《白琉璃》；止貢·卻吉堅參（1793—？）著，成書于1824年的《歷算論典——圓月論》；布頓·仁欽珠所著的《布頓歷算匯編》等。

從以上天文歷算代表作中可以了解到藏族各個地區(qū)、歷史上各個時代、各學派、大學者的歷史概況。

8.《文成公主》等藏戲文獻

藏戲是我國各民族戲劇中具有悠久歷史和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劇種之一。藏人稱藏戲為“阿姐拉姆”，據(jù)傳起源于14世紀的噶舉派僧人湯東杰波。藏戲發(fā)展到后來，產生了不同地區(qū)的分支，分白面藏戲（西藏山南地區(qū)）、藍面藏戲（后藏地區(qū)）、昌都藏戲、德格藏戲、安多藏戲等。著名的有《文成公主》《朗薩姑娘》《蘇吉尼瑪》《頓月頓珠》《智美貢丹》等八大藏戲。

這方面的文獻書籍有：《朗薩文奔》《諾桑王子》《卓娃桑姆》《智美貢丹》《頓月頓珠》《蘇吉尼瑪》《白瑪文巴》《甲薩帕薩》《龍喜記》《羅摩衍那》等。

9.《三十頌》等語言文字著作

據(jù)藏文史籍記載，藏文是7世紀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時由藏族學者吞彌·桑布扎參照梵文結合藏語特點創(chuàng)制的。據(jù)此，使用藏文的歷史已有約1300多年。歷史上有過三次對譯語的厘定，在藏文文字規(guī)范化，統(tǒng)一新詞術語和拼寫結構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藏族在語言文字方面的著作也十分豐富。例如，大譯師鄂·洛丹喜饒（1059—1109年）所著之《正字學簡編》；扎巴僧格所著《正字學恒河》；班禪降巴林哇（1400—1465年）所著《正字學語飾》；夏魯譯師卻迥桑波（1444—1529年）所著之《正字寶篋》《松達注釋極明嘉言》；阿旺貢噶索納（1597—？）所著之《正字學明目光》；章嘉·若貝多杰（1717—1786年）所著之《正字學智者生》；松巴·益希班覺（1604—1688年）所著之《正字學明鑒》；華日達卻所著之《正字學明識》；格西吉美丹曲所著之《藏文正字》；大譯師華康著，成書于15世紀的《正字學詳解》；薩班·貢噶堅參所著之《正字歌訣》；央堅若貝沃措所著之《藏文正字智者生喜本釋》；西薩·羅追嘉措所著之《同音字辨認》；吞彌·桑布扎等著的《藏文文法口訣》；洛色絳秋益西所著之《松達注釋》；雅卓巴·仁欽道所著之《松達注釋寶篋》；索朗僧格所著之《松達注釋》；巴沃·祖拉陳哇所著的《松達注釋明燈》；素喀哇·洛追杰波所著之《松達注釋智者喜宴》；噶瑪司徒·祖拉曲吉囊哇所著之《松達文法疏智者喉飾珍珠美鬘》；央堅珠貝多杰所著之《藏文字性配法》等。

10.《繪畫量度經》等藝術著作

藏族繪畫藝術有壁畫、唐卡（卷軸畫）、木板畫和堆繡等類別，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壁畫和唐卡。壁畫題材極為廣泛多樣，包括政治歷史畫、傳記畫、宗教畫、風俗畫、建筑畫等；唐卡是一種畫在布或紙上的卷軸畫，也有畫在羊皮上的，多以神佛人物為主。唐卡分刺繡唐卡、緙絲唐卡、織錦唐卡、堆繡唐卡、繪畫唐卡、珍珠唐卡等。而在繪畫理論和操作規(guī)范方面，《繪畫量度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繪畫量度經》也稱《梵天寶書》《梵天尺度》等，為古印度學者阿齋布著。傳入藏區(qū)的時期大約在公元7世紀至8世紀。全書共三章：首章講赤降王從梵天處得到畫理真?zhèn)?，從而傳播人世；次章講畫像的規(guī)范和它的作用（供養(yǎng)與教化眾生）；末章講人物身體各部分的肘量度、比例?！独L畫量度經》對繪畫，主要是佛像的量度、技法和用色進行了系統(tǒng)論述。作為一部理論著作，它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對藏族歷代繪畫大師的創(chuàng)作實踐，具有標準化的指導作用。同類的著作主要有：《藏傳佛畫量度》《藏傳佛教唐卡繪畫明鑒》《西藏繪畫》等。

（二）藏文文獻的特點

1.以金石銘文刻、竹木簡牘和早期寫卷為代表的古藏文文獻

它們忠實地記錄了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生存、進取、發(fā)展的歷史，涉及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諸多方面。其中尤以敦煌古藏文文獻聞名遐邇，飲譽世界，被公認為敦煌學和藏學研究中的重要文獻。這一領域的研究，有現(xiàn)代著名的藏族學者根敦群培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20世紀50年代以后，尤其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王堯教授等在古藏文文獻的搜集、譯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2.以《大藏經》為代表的佛教典籍

藏文《大藏經》從早期的翻譯到編輯目錄、刻版印刷，迄今經歷了千余年的歷史，其中多是翻譯作品，是當今世界保存佛教原貌最完整的文獻。這也是藏族對東方文明和世界文化所做的最為杰出的貢獻之一。在世界佛學研究中，藏文佛經的研究已成為一重要的領域；在世界佛學資料中，藏文佛經已成為必當求索的資料。

3.藏族賢者大德們的作品

在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周邊地區(qū)多種民族文化的學習、借鑒和吸收，藏族賢者大德們在文、史、哲和藝術、自然科學等方面留有豐富的作品。這些作品對形成獨具特色的高原藏文化系統(tǒng)做出了貢獻。作為一個獨特的品種，這一文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多方面、多層次的。

4.以藏文公文為主的藏文歷史檔案文獻

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西藏及其他藏區(qū)形成了大量的藏文歷史檔案文獻。這些檔案內容主要反映和記載了西藏及其他藏區(qū)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軍事、行政設置、典章制度、政教領袖的更迭、兄弟民族間的往來等；自公元13世紀以來，歷代中央政府給西藏及其他藏區(qū)宗教首領的加封，對地方官員升遷任免以及行政機構和官員設置等等，內容極其豐富。這些藏文檔案文獻，既是珍貴的歷史文獻，又是豐富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區(qū)歷史的重要史料。

二、藏文文獻開發(fā)利用現(xiàn)狀和存在的問題

（一）藏文文獻資源現(xiàn)狀

1.藏文古代文獻

藏文古籍，包括吐蕃古藏文文獻和吐蕃以后的藏文古籍。吐蕃古藏文文獻，主要包括四部分，即佛教典籍、敦煌寫卷、金銘石刻、簡牘等。

吐蕃以后的藏文典籍。自9世紀中葉吐蕃王朝崩潰，藏族進入分裂割據(jù)時期，直到11世紀之間，流傳下來的藏文文獻屈指可數(shù)。此后，有關佛經注疏和歷史、教派史、文化、語言、醫(yī)學、目錄學等方面的著述越來越多，有編年史、王統(tǒng)世系、教法傳承史、家族史、人物傳記等史書，有志書，有文學作品，以及一些高僧大德的文集、全集等等。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不僅是一部佛學叢書，也可稱得上藏族文化的百科全書。它收有佛教書籍4569種，不但量大，內容也十分廣泛。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全國藏區(qū)各地、各大寺院以及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共存有藏文典籍約43.6萬余部，木刻印版約2.4萬余塊。這些汗牛充棟的藏文典籍是藏族學者對歷代藏族社會歷史文化的記載和研究，是藏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

就北京地區(qū)有關圖書館而言，如：民族圖書館，該館現(xiàn)有藏文古籍4000多部，經過編目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已全部著錄簡目并供讀者借閱利用。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名北京圖書館）少數(shù)民族文字閱覽室，該館現(xiàn)藏有藏文古籍3500多部，其中二分之一已著錄函卡，并有選擇性地做了部分子目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該館現(xiàn)藏有藏文古籍3500多部，經多年努力，傳統(tǒng)手工操作已改為利用計算機進行著錄和編制卡片，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不僅編制了每一部的函卡，而且還做了詳細的子目卡，館藏的文集和叢刊部分著錄可供讀者查閱利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現(xiàn)藏有藏文古籍1800多部，已全部著錄簡目函卡，并供讀者查閱利用。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圖書館，現(xiàn)有藏文古籍數(shù)百部，編目人員對其中一部分進行了分類編目，供內部查閱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圖書館，現(xiàn)有藏文古籍2500多部，研究人員對其中一部分進行了簡單著錄，可借閱利用。

2.現(xiàn)代藏文文獻

就北京地區(qū)而言，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少數(shù)民族文字閱覽室，藏文館藏圖書達800多冊，按《中圖法》分類編目，現(xiàn)已全部著錄并為社會讀者提供服務。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該館藏文圖書館藏達8000多冊，按《藏文圖書分類法》和《中圖法》分編著錄，為科研人員提供服務。民族圖書館，該館現(xiàn)有藏文圖書10000多冊，全部分類編目上架，為相關專業(yè)人員提供借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該館藏文圖書館藏達20000多冊，為廣大師生及相關研究人員提供服務。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圖書資料室，該館藏文藏書達500多冊，為本院師生及相關研究人員提供借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圖書館，該館藏文圖書達2000多冊，為本所研究人員提供查閱服務。

藏文版專業(yè)刊物有：西藏社會科學院主辦的《西藏研究》（季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藏學》（季刊），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主辦的《中國西藏》（季刊），甘肅省藏學研究所主辦的《安多研究》，中國佛教協(xié)會西藏分會主辦的《西藏佛教》（季刊），西藏群眾藝術館主辦的《雪域文化》（季刊），青海省委黨校主辦的《攀登》（季刊），西藏大學主辦的《西藏大學學報》（季刊），西北民族學院主辦的《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季刊），阿壩州志辦主辦的《阿壩史志》（不定期），西藏自治區(qū)文化廳主辦的《西藏藝術研究》（半年刊），西藏自治區(qū)語委主辦的《藏語文工作》（半年刊），青海省語委主辦的《民族語文工作》（半年刊）等等。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在為讀者提供書名、著者、分類、主題詞等檢索服務的基礎上，還提供新編圖書目錄和重點新書通報。每年由報刊資料室將訂閱或交換來的藏文專業(yè)刊物或非專業(yè)刊物上的有關論文和資料，逐一復印，進行題名、著者和分類標引，并注明其出處，然后再按不同需求和不同的標識符號進行組織排列，同時，編制出論文目錄索引，在此基礎上進行論點摘編，為科研人員提供收錄較全、標引準確、功能較多的二次文獻服務。

3.藏文歷史檔案

西藏地方的藏文歷史檔案起始于元代，訖于1959年初，歷時近700年，為數(shù)約300萬件，僅次于國家珍藏的漢文檔案和滿文檔案。西藏及其他藏區(qū)的藏文歷史檔案，既是珍貴的歷史文獻，也是研究西藏和藏族的重要史料，又是珍貴的文化遺產。從內容上看，包括西藏及其他藏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行政設施、典章制度、政教首領的更迭、兄弟民族間的來往以及自13世紀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權的政治聯(lián)系、歷代中央政府給西藏政教首領的加封，對西藏地方官員的委任及中央政府在西藏的行政機構和官員設置等等。為了便于有關科研、教學機構的專家、學者了解西藏及北京等地所存有關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并為查閱利用這些檔案文獻提供線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與有關檔案部門合作編輯翻譯了如下檔案史料匯編和目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合編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全書共7冊，總目為3247條，其中元代110條、明代334條、清代1938條、民國時期799條、附錄66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目錄》（滿藏蒙文部分），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由甘肅省檔案館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的《甘肅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由青海省檔案館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的《青海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由四川省檔案館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的《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由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的《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等。上述檔案史料匯編和目錄中，輯入了大量藏文歷史檔案文獻，反映和記載了西藏及其他藏區(qū)的政治、軍事、經濟、司法、教育、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歷史面貌，是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區(qū)藏族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二）藏文文獻開發(fā)利用所存在的問題

1.認識有局限，思想重視不夠

對藏文文獻的收集和開發(fā)利用方面存在較突出的現(xiàn)象：一是有些單位或個人在面對藏文文獻時，盛贊藏族古代文化燦爛、歷史典籍豐富、價值重大，但在實際工作中，對于創(chuàng)造收藏條件、開發(fā)利用卻工作不得力；二是有些單位只重視藏文文獻的收集工作，而疏于開發(fā)利用，文獻資料沉睡于書庫，發(fā)揮不了應有的作用；三是有些單位雖然重視廣泛收集藏文文獻資料，并在開發(fā)利用方面也做了一些著錄工作，但在利用現(xiàn)代技術手段和深層次的研究方面著力不多。筆者到藏區(qū)搞社會調查時，曾發(fā)現(xiàn)部分寺院、單位或民間存有一些有價值的藏文文獻，如果不及時進行搶救整理，會出現(xiàn)毀損或遺失，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再則，隨著時間的推移，熟悉藏文文獻的老一代藏族知識分子越來越少，給咨詢工作，尤其是對一些疑難問題的咨詢工作帶來困難。

2.經費投入不足，專業(yè)人才嚴重短缺

要整理研究與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至少應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足夠的經費開支，二是要有通曉藏文文獻、懂專業(yè)并安心做這項工作的人。只有經費充足，才可為廣泛收集藏文文獻、進行整理研究和開發(fā)利用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就北京地區(qū)的有關圖書館而言，有些館雖有一定日常經費，但出差去藏區(qū)收集藏文文獻的經費難以保證，有些珍本、孤本線索，因不能及時前往藏區(qū)而中斷。有些館自身經費拮據(jù)，更談不上去藏區(qū)民間搜集藏文文獻。人員方面，有些館做整理研究藏文文獻的專業(yè)人員數(shù)量過少；有些館原有的專家都退休了，年輕的專業(yè)人員也并非都安心工作，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因而受到影響。

3.工作缺乏協(xié)調，資源共享受到嚴重影響

北京藏有藏文文獻的圖書館主要有：民族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少數(shù)民族文字閱覽室、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圖書室、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圖書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等。在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方面，往往各自為戰(zhàn)，館際之間缺乏協(xié)調和信息交流，嚴重地影響著藏文文獻的資源共享。相互了解藏文文獻的搜集收藏和開發(fā)利用情況，派藏文文獻編目工作人員交流學習，經常通報本館藏文文獻收藏和開發(fā)利用情況，這樣不僅有助于逐步統(tǒng)一藏文文獻著錄格式，而且在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方面將起到推動作用，使死文獻活起來。

4.工作缺乏務實的長遠打算

有些館對藏文文獻的開發(fā)利用制定了長遠規(guī)劃，但由于經費和人員的原因，不能按規(guī)劃逐一實施。而更多的館缺乏這方面的規(guī)劃，經費沒有保障，購置藏文文獻數(shù)量逐年下降。有些館僅靠有關出版社送繳樣書，來多少收多少。從發(fā)展的趨勢看，在制定規(guī)劃時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確定收集藏文文獻的方式、方法、范圍和內容；二是對收集來的藏文文獻按什么標準進行分類、著錄的科學管理；三是對藏文文獻如何進行整理、研究和翻譯；四是如何針對藏學研究工作的實際需要編制藏文文獻的檢索工具；五是圖書館開發(fā)藏文文獻和向科研人員提供利用服務的方式等等。一個務實的從長遠打算的規(guī)劃，才有可能實現(xiàn)。

三、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的意義和價值

（一）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的意義

1.有利于振奮民族精神，推動藏族社會的發(fā)展進步

藏族是個偉大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中，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文化。而汗牛充棟的藏文典籍則充分地反映了藏族在歷史上創(chuàng)造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成就，反映在中國古代史、民族史上做出杰出貢獻的眾多的歷史人物。利用開發(fā)這些藏文文獻，可以加深人們對藏文化的了解和認識，也可以提高藏族本身的民族自尊感、榮譽感、使命感、責任感、危機感、自豪感，積極進取，推動藏族的發(fā)展進步，促進藏族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發(fā)展。

2.有利于歷史地全方位地了解藏族文化，促進藏族文化的建設

藏文文獻，無論是金石銘刻、竹木簡牘，還是早期的藏文寫卷，無論是以《大藏經》為代表的煌煌巨典，還是藏族的賢哲大德們在文史哲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著述，都是藏族古代精神文明的珍貴成果。通過這些藏文文獻，不僅有助于人們客觀地了解西藏地區(qū)及其他藏區(qū)的歷史和現(xiàn)狀，也可使人們看到藏區(qū)思想文化的基本狀態(tài)。要推動藏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少不了藏區(qū)的文化發(fā)展。任何民族文化的發(fā)展，都要以傳統(tǒng)文化為基礎。不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吸收或揚棄，就不可能推動社會發(fā)展。文化更新也是社會更新的重要內容。而在文化上藏族社會還存在著非常艱巨的任務。這些任務是：從藏族傳統(tǒng)的自然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從唯心主義的宗教觀念到唯物主義的科學觀念的轉變，從傳統(tǒng)的封閉保守到現(xiàn)代的改革開放的轉變，從地廣人稀高文盲狀態(tài)到培養(yǎng)社會主義新型人才的轉變，等等。

3.有利于樹立科學觀念，提高藏族的文化素質

提高藏族科學文化素質，是促進藏族發(fā)展繁榮的一個標志。在藏區(qū)由于絕大多數(shù)民眾信仰藏傳佛教，從而使宗教既有廣泛性、普及性，又有深刻性，同時也造成了一種強大濃重的宗教氛圍。它是一個完整的思想系統(tǒng)，有其存在的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和認識根源。在整理研究藏文文獻時，接觸較多的是佛教典籍，作為文化工作者，必須按照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實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在佛教思想體系里含有一定的辯證法因素，比如藏傳佛教的哲學思想在人類認識發(fā)展史上就占有一定的地位，對此我們應批判地繼承，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

4.有利于世界更準確地了解藏族，弘揚藏族文化

自17世紀以后，一些“探險家”、“傳教士”相繼進入西藏，并多方刺探政治經濟情報，同時將藏族文化介紹到世界，藏學研究逐步在國外興起。進入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圖謀，地域廣闊的西藏再次成為列強蠶食的對象，帝國主義勢力侵入西藏并處心積慮地炮制所謂西藏問題、培植豢養(yǎng)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就是最為突出的實例。進入20世紀50年代，隨著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反動上層發(fā)動旨在反對民主改革的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出逃等事件的發(fā)生，國際社會對西藏的關注漸多，動機不同、目的各異的藏學研究也隨之興起。

（二）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的價值

1.用于研究藏族史

有關研究藏族史的文獻資料在藏文史籍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例如《吐蕃王統(tǒng)世系明鑒》《吐蕃王臣記》《青史》《紅史》《新紅史》《賢者喜宴》《賢者喜樂瞻部洲明鑒》《安多政教史》《白史》《青海史》《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藏史明鏡》《拔協(xié)》《薩迦世系史》《朗氏家族史》《德格土司世系》《王臣姓氏明燈》等王統(tǒng)世系和家族史著作，對于研究藏族從遠古以來的社會發(fā)展，研究青藏高原從分散到統(tǒng)一的曲折過程，研究藏族人民和國內各兄弟民族之間的親密關系，研究有關歷史人物以及藏族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歷史發(fā)展軌跡，研究元、明、清、民國歷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政策方略等，都有著重要的價值。另外，一些有助于藏史研究的藏文文獻還沒有得到開發(fā)、利用。

2.用于研究藏傳佛教

從11世紀到15世紀是藏傳佛教理論體系的形成期，也是一個學術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比較重視歷史，尤其是宗教的歷史和高僧大德的歷史及寺院的歷史，主要典籍有《國王遺教》《教法史——花蜜》《第吳教法史》《娘氏宗教源流》《教法史——佛法經幢》《教法史大寶藏論》《雅隆覺沃教法史》《教法史——催開教蓮之陽光》《佛教大事記——明亮陽光》《噶當教法史》《古昔教言——花鬘》《教法史——入教法海之巨舟》《格魯派教法史——黃琉璃》《印度佛教史》《達隴教法史》《土觀源流鏡史》《王統(tǒng)世系教法史——白水晶鏡》《安多政教史》《寧瑪教派史略》《噶舉派史略》《薩迦教派史略》《覺囊派史略》；《桑耶寺志》《薩迦寺志》《熱振寺志》《夏魯寺簡介》《楚布寺志》《文都寺志》《隆務寺志》《夏瓊寺志》《瞿壇寺志》《塔爾寺志》《佑寧寺志》《敏竹林寺志》《拉卜楞寺志》《郭瑪爾寺志》《涼州四部史暨天祝寺志》《衛(wèi)藏道場勝跡志》《支扎寺志》《圣地清涼山志》《安多古剎禪定寺》《昂仁寺簡介》《布達拉簡介》《那塘寺簡介》《色拉寺大乘洲》《拉薩大昭寺明鏡》等。這些著作對于研究苯教和藏傳佛教各教派，佛教從印度、中原、尼泊爾傳入藏區(qū)的過程，藏傳佛教的基本教義和各教派的產生及其教派傳承，寺院興衰過程、寺院儀規(guī)制度、僧團組織及學僧專業(yè)設置，歷代學者與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跡，寺院佛像、壁畫、法器以及藏文典籍的刻印刊行，活佛轉世制度，歷代中央政府與藏傳佛教的關系，苯教與佛教的關系，社會主義條件下藏傳佛教寺院的管理及其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等問題，都有著重要參考價值。

3.用于研究藏傳因明學

因明學是藏族傳統(tǒng)文化大五明之一。它是詳細抉擇所量外境、能量內心以及心境認識法的思辨科學，也是古代藏族邏輯思維的標準和尺度。藏傳因明學源于古印度。古印度佛學家陳那撰寫了《集量論》。著名的古印度因明學家法稱發(fā)展陳那的《集量論》，完成了《集量七注》。后來許多著名的藏族學者繼承和發(fā)展了因明學的理論。如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和宗喀巴·洛桑扎巴等學者都把因明學理論作為寺院學習的主要內容。這方面的論著主要有：佛教論師陳那等的《古印度因明學選編》（1—4），西藏后期因明學的著名學者炯丹·日比熱直所著的《因明七論莊嚴華釋》，凱珠杰·格勒白桑所寫的《因明七論除意暗莊嚴疏》《量理誨改》，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噶瑪巴·曲扎嘉措所寫的《因明學匯集》（上下），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所著的《量理論寶藏總則及其注釋》，洛布堪欽·索朗倫珠所寫的《量理寶藏注疏·教理曦輪》，德巴夏噶等寫的《因明學概要及其注釋》，拉薩哲蚌寺果芒格西·慈誠嘉措所寫的《因明學淺釋明鑒》，賈曹杰所寫的《因明中論詳解》（上下）與《因明難解注釋》，鄂·洛丹西饒大譯師所著的《量抉擇論釋難》，尊巴敦雄所寫的《釋量論解說·雪域莊嚴》，居米旁·嘉央朗杰嘉措所寫的《釋量論釋難之善說寶藏》，拉讓巴格西·益希旺秋所著的《釋量論注釋》，土登格勒嘉措所著的《攝類學論·悟道寶燈》，格西次旺所寫的《因明七論要點注釋》等，這些藏文論著對于研究西藏哲學、邏輯思想史、藏傳因明師承和歷史發(fā)展、藏傳佛教因明學的主要特點、因明學在藏傳佛教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明學對藏族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等都是難得的參考文獻。

4.用于藏族歷史、宗教人物的研究

歷史上的藏族領袖人物或著名學者，對藏族內部和祖國各民族的團結統(tǒng)一做出過杰出貢獻。在研究藏族歷史人物和宗教人物時，不僅從藏文史書、歷史故事、傳說、宗教典籍、傳記、宗譜等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資料，而且還從這些藏文文獻中也可以看到這些人物的豐功偉績。如：《達賴喇嘛傳》《班禪額爾德尼傳》《雪域歷代名人辭典》《藏族傳統(tǒng)文化辭典》《歷代藏族學者小傳》（一、二）、《藏族歷史人物年代手冊》《雪域歷史人物簡介》《藏族歷代名醫(yī)略傳》《贊普傳略》《頗羅鼐傳》《噶倫傳》《蓮花生大師傳》《宗喀巴大師傳》《唐東杰波傳》《薩班傳》《布頓傳》《歷輩噶瑪巴傳》《云裳——五世達賴喇嘛自傳》《五世班禪自傳》《多仁班智達自傳》《貢卻晉美旺波傳》等。無論研究藏族歷史人物，還是研究佛教人物，都要查閱這些有價值的文獻資料，有助于全面了解這些人物的生平和歷史。

5.用于藏族文化史

包括藏族文化的起源、演變、文化交流，以及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的研究。歷史地看，藏族宗教文化的發(fā)展經歷了原始信仰、苯教文化和藏傳佛教文化三個階段。藏族宗教文化以苯教文化為基礎，佛教文化為主導，并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我們在研究藏族古代文化中的“十明之學”、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時，不得不去翻閱約成書于14世紀初葉的《丹珠爾》這部百科全書?！兜ぶ闋枴分饕怯《取⑽鞑胤鸾檀髱煛W者、譯師對《甘珠爾》的注疏和論著，其中包含較多的哲學、文學、藝術、語言、邏輯、天文、歷算、醫(yī)藥、工藝、建筑等方面的典籍。其中不僅匯集了眾多的佛教典籍，而且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不管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哪一方面，都涉及《丹珠爾》所包含的諸多學科領域。藏族古代文化是豐富的，無論在衣食住行、風俗習慣，還是在哲學、宗教、倫理道德、語言文字、典章制度、文學藝術、天文歷算、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在長期的文化積淀中都取得了極為豐碩的燦爛的成果。

音樂方面有薩班（1182—1251）的《樂論》；舞蹈方面可以從《吐蕃王統(tǒng)世系明鑒》《蓮花生傳》《時輪經》《天姆?！贰惰べだm(xù)》中找到有關資料；《甘珠爾》中的戲劇有《敬巴欽波》《直美更登》《白瑪文巴》《諾桑王子》；《丹珠爾》中的戲劇有《云乘王子》及根據(jù)《噶當教史》中的故事情節(jié)改編而成的《德巴登巴》等。

藏族繪畫與雕塑，多以《畫論》《造像量度經》《繪畫量度》《佛說造像量度疏》等著作的理論和尺寸為規(guī)范，在一定范圍內反映了藏族古代的美學思想、審美情趣和審美標準。

歷史上的文化交流，從地域看，接觸最為頻繁、密切的是與祖國內地，此外還有印度、尼泊爾、緬甸、克什米爾、波斯等地。

6.用于研究古代藏族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所取得的成果

據(jù)藏文史料記載，吐蕃王朝建立之初，西藏不僅已有了先進的農田灌溉系統(tǒng)和耕作技術，而且可進行銀、銅、鐵等的冶煉和時、日、月、季等的明確劃分。藏族古代的天文歷算學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可以在《亞桑的故事》《敦煌古藏文文獻》《暮人金算》《祝孤地方的冬、夏至圖表》《黎地方的屬年》《窮算六十》《央恰六十四個圖表》《嘎尼央孜》《時輪經》《時輪七讀注疏》《星算綜合論述》《丹孜》《算學智者歡喜》《白琉璃》《除銹》等資料中找到相關的明確敘述。

醫(yī)學方面有宇妥·云丹貢波等著，約成書于754年的藏醫(yī)經典《四部醫(yī)典》；及至元代，藏醫(yī)出現(xiàn)了以強巴為代表的北方派和以素卡巴為代表的南方派，其代表作有八思巴的《輝煌醫(yī)史》《解剖明燈》《藥物藍圖》，以及《精簡八支藥方》《甘露源流》《所需所得》《草藥鑒別》《草藥性味》《草藥生志》等。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有《藍琉璃》《藏醫(yī)史》等。此外還有成書于18世紀后期的《晶珠本草》或叫《無垢水晶寶鬘》等。這些文獻資料記載有藏醫(yī)基礎理論、人體生理、診斷疾病方法、防治疾病原則、治療疾病方法和藏醫(yī)所用藥材等。

7.用于歷史地理（包括建置沿革、歷史交通及傳統(tǒng)地域觀念）的研究

在歷史上，藏族將自己居住的主要地域歸結為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wèi)藏四如，下部朵康六崗，這種傳統(tǒng)地域概念基本概括了藏族的居住區(qū)域。

要研究上述廣大地區(qū)的歷史地理、古今地名、歷史交通、山川河流、部落沿革、地域分界、區(qū)劃沿革等，都要借助于藏文文獻。如乃烏班智達·門蘭洛追著，成書于1283年的《花鬘》；薩迦·索南堅贊著，成書于1388年的《吐蕃王朝世系明鑒》；班欽·索南扎巴著，成書于15—16世紀的《新紅史》；贊布·旦增赤列著，成書于16—17世紀的《世界廣論》；松巴·益希班覺著，約成書于16—17世紀的《世界廣論》；覺囊達熱那特著，約成書于17世紀的《后藏志》；松巴·益希班覺著，約成書于18世紀的《青海史》；智貢巴·貢卻丹巴饒杰著，約成書于1815年的《安多政教史》等。這些藏文文獻，對于研究整個藏區(qū)或某一局部地區(qū)的歷史地理及古今變化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的途徑與建議

（一）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的途徑

1.統(tǒng)一思想認識，加強組織協(xié)調，共同做好藏文文獻的基礎開發(fā)工作

面對浩瀚的藏文文獻，任何單位都不可能將所有藏文文獻搜集齊全，更不可能全面開發(fā)。為此，首先應統(tǒng)一思想認識，必須有長遠的規(guī)劃，協(xié)作的意識，加強聯(lián)系，分工合作，共同開發(fā)。其次，做好藏文文獻的開發(fā)工作，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圖書館系統(tǒng)，如：有關研究機構的圖書館，民族院校圖書館，佛學研究機構的圖書館，翻譯、出版機構的圖書館等，由于他們多年的搜集和購置，積累了數(shù)量較多的文獻資料，并對其中大部分文獻資料進行了初步的分類編目，做了大量的整序工作，有較強的實力和基本條件；二是民委系統(tǒng)，如西藏自治區(qū)民宗委、青海省民委古籍辦、四川省民委古籍辦、甘肅省民委古籍辦、云南省民委古籍辦、北京市民委古籍辦等單位，通過這些單位，可以了解和搜集到寺院、民間流傳的藏文文獻，此一工作，做起來不僅量大，而且難度也大，應該統(tǒng)一領導，統(tǒng)一著錄格式，這樣才能全面而有效地搞好協(xié)作。

2.編制地區(qū)性的藏文文獻聯(lián)合目錄

藏文文獻主要分布在我國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北京等地的有關單位。從文獻形式看可粗分為三部分，一是藏文古籍，二是藏文圖書，三是藏文歷史檔案等。五省區(qū)和北京地區(qū)對藏文圖書可在統(tǒng)一標準下分別編制本地區(qū)文獻目錄，雖說目前還未形成統(tǒng)一的藏文古籍的著錄格式，但有關圖書館和相關單位已有大同小異的分類編目，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有協(xié)調機構。編制地區(qū)性的藏文文獻聯(lián)合目錄，是開發(fā)藏文文獻、實現(xiàn)資源共享的重要手段之一，讀者可以通過聯(lián)合目錄了解自己所需的文獻在何處收藏，進而有目的地查閱檢索，這樣既能節(jié)約時間，提高效率，又能提高館藏的有效利用。

3.編制全國性的藏文古籍總目

國家民委根據(jù)國務院關于“搶救、搜集、整理少數(shù)民族古籍”的重要指示精神，設立了五省區(qū)藏文古籍領導小組，并研究制定了1998—2007年《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總目提要·藏族卷編纂規(guī)劃（試行）》和《編目綱要》，先后舉辦了編寫藏文古籍著錄格式培訓班，去年（1999年）在拉薩召開了五省區(qū)藏文古籍第六次協(xié)作會議暨編目工作會議，總結前一段所做的工作，明確下一步工作步驟，重點討論了藏文古籍著錄格式的問題，經反復討論，征求多方意見，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

據(jù)有關省區(qū)的初步估計，藏文古籍數(shù)十萬卷（冊函），已整理的藏文古籍約百余種，已出版的古籍幾百部。凡圖書館館藏的無論是藏文古籍，還是藏文圖書，有的已進行簡單的著錄，有的正在做較詳?shù)恼蚬ぷ鳎簧⒁娪谒略夯蛎耖g的部分藏文古籍，據(jù)了解，部分有書目，部分未接觸過，亦不知是哪方面的古籍，更不用說做著錄工作，這部分量大且任務艱巨。有的省區(qū)民委古籍辦，動員廣大古籍工作者和廣大僧人，對本地區(qū)范圍內各單位和個人所藏藏文古籍進行了全面調查，摸清家底，并已編制出較全面反映本地區(qū)藏文古籍的聯(lián)合目錄。在形成全國性的總目錄的基礎上，再去組織專家、學者，對那些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較高的文獻進行整理、注釋、編寫提要、刊印出版，如此，既能滿足廣大藏學研究者的需要，又能保護珍貴的藏文古籍。

4.開展藏文文獻信息交流工作

目前，在各圖書館館藏普遍不全的情況下，通過開展信息交流工作，以交流促進開發(fā)，以開發(fā)促進信息傳遞，將是現(xiàn)有條件下藏文文獻資源共享、滿足讀者需求的一種有效形式?！吨袊貙W》（藏文版）每年分兩期發(fā)表全國藏文期刊藏學論文要目索引、藏文報刊信息摘編，提供未編目重點藏文圖書內容提要、藏文新書通報等。國家圖書館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等單位聯(lián)合編制的《中國藏學書目》（上下），其中藏文圖書近千種。民族圖書館編制的《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上中下），可以查閱到藏族歷史上180余位學者的文集詳目；民族圖書館木雅貢布先生編著的《歷代藏族學者小傳》（一），可以查閱到歷史上151位藏族學者的著述概況。西藏自治區(qū)文管會布達拉宮文保所編制的《布達拉宮典籍目錄》，可以查閱到200余位藏族學者的文集細目。19世紀中葉，仲欽·喜饒嘉措所編《罕見書目》，分藏文典籍為12類，其中文集類90余種。1959年甘肅《拉卜楞寺書目》（油印本）中，分17大類，文集類收174家。赤·山夫旦先生編著的《藏文論文目錄索引》中，錄入1979—1989年間藏文刊物上公開發(fā)表的840篇論文。藏文檔案史料目錄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甘肅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青海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目錄》等。上述目錄中，藏文檔案目錄均占一定比例，有的已出版，有的即將出版。這些目錄信息對于藏學研究者來說，都是必須查閱和利用的重要資料。因此，開展藏文信息交流工作，不僅能滿足讀者的需求，也是發(fā)揮圖書館整體優(yōu)勢和群體效益的重要途徑。

5.加快自動化建設，積極利用計算機等現(xiàn)代科技手段開展文獻處理和信息服務

從我們所掌握的情況看，北京地區(qū)藏有藏文文獻的大專院校及科研機構的圖書信息部門，有些由于經費等原因，沒有計算機，仍用傳統(tǒng)的手工操作，編制的二次文獻檢索途徑單一；有些部門，購置了足夠的計算機，并實現(xiàn)圖書館與科研部門局域網(wǎng)絡化。計算機的特點是輸入文獻速度快，一次輸入，多項查閱，可滿足讀者對文獻信息的不同需要。藏文文獻，不同于其他文獻，它在語言、詞語結構和分類系統(tǒng)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必須著手研制適合藏文文獻分類編目特點的計算機軟件系統(tǒng)和信息檢索系統(tǒng)，以提高藏文文獻開發(fā)和利用的效率，適應網(wǎng)絡化建設的需要。

（二）關于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的幾條建議

1.根據(jù)科研、教學、出版的實際需要，廣泛收集藏文文獻

首先看看西藏地區(qū)幾個主要圖書館的藏文文獻收藏情況。西藏自治區(qū)圖書館，現(xiàn)有藏書59萬冊（函），其中藏文典籍10萬函。西藏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現(xiàn)有藏書24萬冊，其中藏文圖書6萬冊（函）。西藏大學圖書館，其藏書量為22萬冊，以藏文圖書為主。西藏農牧學院圖書館，現(xiàn)有藏書為30萬冊，其中也有藏文圖書。西藏自治區(qū)黨校圖書館，藏書量為8萬冊，其中也有藏文文獻。上述5家圖書館的藏文文獻藏書量可達30多萬冊（函）。

其次，北京地區(qū)圖書館藏文文獻收藏情況為：民族圖書館，現(xiàn)有藏文藏書14000冊（函），其中藏文典籍4000多（函）。國家圖書館，現(xiàn)有藏文藏書4300多冊（函），其中藏文典籍3500多（函）。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現(xiàn)有藏文藏書21800冊（函），其中藏文典籍1800函。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圖書室，現(xiàn)有藏文藏書上千冊（函），其中藏文典籍數(shù)百函。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現(xiàn)有藏文藏書12000冊（函），其中藏文典籍近3500函。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圖書館現(xiàn)有藏文藏書2500冊（函），其中藏文典籍500函。上述6家圖書館藏文藏書量可達7萬冊（函）。

上述11家圖書館藏文藏書近40萬冊（函），這些藏文文獻數(shù)量大，類型多，內容豐富，分布廣泛。但除去重復的圖書版本之后，所?？赡懿坏揭话耄虼诉€需加強收集藏文文獻工作。筆者到藏區(qū)搞社會調查時注意到，雖然有些寺院藏經之數(shù)量相當可觀，但無人組織整理，連起碼的目錄都沒有，如西藏的薩迦寺、青海的瞿壇寺、甘肅的拉卜楞寺、北京的雍和宮等。鑒于上述情況，首先，以西藏、青海、甘肅、四川、云南、北京等為主，以從事圖書館藏文文獻工作的人員為基礎，設立藏文文獻收集、著錄委員會等機構，由專業(yè)人員提供藏文文獻的線索和目錄，避免重購現(xiàn)象。其次，可以采取兩條腿走路的辦法，一是爭取國內各方面的支持，籌集專項經費；二是爭取與國際有關科研機構的合作，利用他們的先進設備、共同開發(fā)，這樣，既有經費又有設備，有利于工作。再則，在確定藏文文獻收集的范圍、種類、收集的方式和方法后，先考慮如何從上述各家圖書館館藏文獻中收集有用的藏文文獻，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考慮購置藏文文獻，由近及遠，從易到難。

2.在培養(yǎng)藏文文獻工作專門人才的同時

走與科研人員共同整理開發(fā)的路子。從事藏文文獻整理和研究的人應具備一定的素質和條件。如整理和研究以金石銘刻及竹木簡牘和早期寫卷為代表的古文獻，要有良好的古藏文水平；要整理和研究以《大藏經》為代表的佛教典籍和藏族的高僧大德們在文、史、哲和藝術、自然科學等方面所留的著作等，需要有佛學素養(yǎng)。這些人才光靠圖書館專業(yè)人員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走與科研人員共同整理開發(fā)的路子。藏學研究工作者的個人所長不同，有研究歷史學、宗教學、文化學、語言學、文字學的，也有研究經濟學等學科的。圖書館專業(yè)人員和研究人員共同努力，可以促進藏文文獻的開發(fā)利用。同時，科研人員通過整理開發(fā)可以掌握藏文文獻中的大量信息，有利于深化專業(yè)研究，提高研究層次。

3.在加大對文獻整理開發(fā)力度的同時

編制本地區(qū)藏文文獻聯(lián)合目錄。目前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大多數(shù)圖書館著錄格式不統(tǒng)一，各自分類編目，讀者可以通過具體圖書館的書名、著者、類別找到所需的書籍；少數(shù)圖書館不僅可以在計算機上進行分類編目工作，而且對章節(jié)都做了著錄工作，讀者可以通過翻閱整函文件找到其中某一章節(jié)的題錄。故而，根據(jù)科研的需求，按照藏文文獻的不同類型、不同專題內容編制書目、索引、題錄、文摘等二次文獻工作。在現(xiàn)有編目的基礎上，分藏文圖書和藏文典籍兩部分，最好先從藏文典籍中某一部分開始做起，逐步擴展到其他部分，最后完成全部的聯(lián)合目錄工作。

開發(fā)藏文文獻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對藏學研究而言，是眾多研究領域的基礎性工作，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發(fā)展藏學事業(yè)，弘揚藏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推進藏族社會的發(fā)展進步，都少不了對藏文文獻的開發(fā)利用。對文獻工作者來說，信息化時代，要求我們充分挖掘文獻信息的功用，使之更好地發(fā)揮其雙效作用。因此，研究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工作，在現(xiàn)階段有著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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